晚清中國三位留英學生——嚴復、何啟與章士釗的近代化改革思想

「現今這一代的年輕人特別幸福，做甚麼都可以，隨心所欲。」想必這話大家都不陌生，這句話常常出現在父母跟兒女的對話中。這確是事實，除了違法之事，我們都能自由選擇。我們這一代基本上能否出國，關鍵在於有沒有經費，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煩惱。然而，當我們能自由出入境時，踏出境外的那一刻，又有多少年輕人是為謀求國家鄉土的福祉而非純粹為了個人享受呢？ 　眾所周知，中國自經歷甲午戰爭的失敗後，國人無不悲憤難抑。其中，嚴復、何啟與章士釗等人便是懷著向別國取經這態度踏足異國的。他們在踏上別國國土時，時刻想念的是如何把「強國」學說、政制、經營架構模式適量地「複製」到中國來。事實上，晚清多次的留學運動為中國近代化建設事業培育不少人才。留美幼童，學成以後歸國，服務於工商實業或出任政府官員者，均卓有成就。 　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林啟彥教授在介紹這三人時，說：「中國之所以逐漸走向開放富強之路，晚清時期的留學生功不可沒。」林教授這兩次講座中重點談及嚴復、何啟與章士釗三人歸國後的事業成就與思想發展，尤其側重於闡釋彼等關於中國政治近代化思想和主張的內容，這等思想和主張，非但能針對當日中國的積弊而謀劃高遠，即使對今日中國要建立自由的社會，仍不乏重要的參考價值。 嚴復歸國後的思想發展與事業成就 　嚴復、何啟二人，先後在19世紀70年代留學英國，雖然二人是同期出國，但二人無緣碰面。前者習海軍，後者習醫學及法律。回國後，二人有不同的事業發展。 　嚴復畢生從事教育及翻譯工作，積極介紹西方的學術思想，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之一。他認為英國的強盛，在於其學術之至真和風俗之至善。嚴復本人亦深受赫伯特．史賓賽（Herbert Spencer，1820－1903）學術思想的影響，他視民質的提升為強國的根基，並以自由主義的學術思想啟蒙國人。 　嚴復返國以後，因在英國習海軍之故，便服務清廷，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與總辦等職，以其海軍的專業知識協助李鴻章培訓出一支現代化的海軍──北洋水師。但未為李鴻章賞識重用，以致鬱鬱不得志，官至候補道員（四品）便止。 何啟歸國後的思想發展與事業成就 　何啟熟悉英國的政情，崇拜其政制之「美」，認為英國的強盛與進步之根基在於其政治上的公平、自由和民主。回國後，他力主中國應修明內政，期間亦時常引進英國各項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以為當時改革的張本，期望清廷通過政制的全面革新來實現近代化的目標。 　何啟以香港為基地，施展其所學之長服務香港社會，成為一位重要的華人領袖，對香港的民政建設，建樹良多。何啟服務香港殖民地政府，以其醫學及法律方面的專業知識，造福香港社會。期間曾出任多項公職，包括衛生局委員（1886-1896）、議政局議員（1890-1914）等，並先後創辦雅麗氏醫院、聖士提反書院等，服務社會事業長達30年。 章士釗歸國後的思想發展與事業成就 　雖然章士釗的留海時期較嚴復與何啟晚，但他對中國的前景也是非常關心。他於 1905 年留學日本，1907 年更遠赴英國，後入讀蘇格蘭阿伯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專研英國法律、政治學與邏輯學。留英期間，他常為國內的報刊撰稿，積極介紹西歐各派政治學說，於立憲政治尤多發揮，對當時中國政壇很有影響。 　辛亥革命爆發後，章氏返回中國，主持革命派的《民立報》的輿論工作，大力鼓吹政黨政治，強化中央政府權力，以圖徐徐建立共和民主憲政。章氏相信，民主政府必然是善良的政府，因而理論上賦予政府或議會巨大的權威，對鞏固國權，強化國力，實有需要。 三人對中國近代化改革的觀點 　雖然三人同是留英學生，但他們對中國近代化的改革藍圖，從提倡的初始已出現不同的取徑，所以他們建議或支持的近代化模式也有所不同。 　何啟堅持其一貫的主張，認為中國必須做到民政為本，軍政為末，內治為始，外攘為終。他認為清朝的君主專制統治才是使中國陷於貧弱衰敗的根源。要改變這種局面，使中國富強起來，非要改革政治制度不可。而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的君主立憲政治和議會制度，正是救治中國的良方妙藥。 　與何啟的新政論議不同，嚴復在揭露清廷政治腐敗和中國傳統學術政教的弊端後，並沒有得出改革政制為達致國家富強之基石的結論。他更傾向從學術文化角度入手，闡述西方國家富強的由來，指出西方國家（特別是英國）的一整套學術文化與刑政典章，才是使國家獲致富強的根本原因。 　當國人講求思想文化要全盤西化，揚棄舊學時，嚴復與章士釗極力提醒中國的知識分子要懂得「調和」，即接受西方思想時，也要保留中國優良的思想與文化。然而，因當時清廷衰弱，國土不斷被列強所瓜分，經濟民生亦因此大受影響而變得低迷窮困，所以許多知識分子極端輕視自身文化。他們都力主推翻中國固有的思想學說，一味盲目地推崇西方思想與科學。對嚴氏與章氏所說的「國人應取列強之長以補中國之短、斷不可全然摒棄自身文化」等說法都不太贊同。 　簡單而言，在政治的取態上，嚴與章二人均以穩健緩進為宗，而政治改革的目標則以民主憲政與人權自由為最終的期盼。而何啟則是以西政來革新中國，取態是迅猛而急進的。 結語 　縱然各知識分子對改革或近代化有不同的概念或取向，但無可否認，晚清的留英學生對於思想啟蒙這點上實在是功不可沒，相信唯有不斷的文化交流，捨短取長，才能使國家變得更加富強。 作者：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