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四十年来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

台湾四十年来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


一、两蒋时代：民间保钓如火如荼，官方行动畏首畏尾

连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大陆民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台湾方面关键时刻也动作频频，马英九紧急召回“驻日代表”以示严正抗议外，并13日强调“寸土片石在所必争”，同时“海巡署”也表示将调派大型船舰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全天候24小时巡航护渔。

回顾台湾四十年来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或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台湾方面当下的这些“保钓”举措。



早在60年代，台湾民众就开始参与保卫钓鱼岛主权，70年代初台湾留美学生和在台大学生在“保钓运动”中情绪高涨，但由于两蒋在外交问题上有求于美日，并且害怕保钓运动被大陆操控，因此在钓鱼岛问题上畏首畏尾，在对待“保钓”运动时也由开始的默许转变为限制。

1、1970年之前，民众反应很小，台湾“认定钓鱼台问题之交涉对象为美国，而非日本”

1969年之前的钓鱼台是一个无人岛，大陆、台湾及日本民众都没有给予其多少关注。1968年勘测发现钓鱼岛周围海域可能蕴藏了十分客观的油气资源后，日本政府开始迅速对钓鱼岛进行单方面实际控制。对于这一系列侵占行为，因宣传限制，当时的台湾民众并没有多少强烈感受，而国民党政府则不断向美国申明钓鱼岛主权。

虽然日本政府此一时期不断对钓鱼岛提出主权要求，但台湾除公开声明“不同意日本对钓鱼岛列岛的主张。”之外，并未将日本视作钓鱼岛问题的外交交涉对象，而是“认定钓鱼台问题之交涉对象为美国”。

据时任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的钱复回忆：“行政院曾在1969年7月17日的院会中，发表《我对沿海大陆礁层资源之探勘及开发，得行使主权上权利》声明。……日本方面经由外交途径向我表示关切，同时我政府亦认定钓鱼台问题之交涉对象为美国，而非日本，因此对日方之关切表明我国不能同意，声明我政府在该海域有探勘开采之权。……1970年9月15日上午，沈剑虹次长召美国大使馆安士德（OscarArmstrong）代办来部，详细说明我国在历史、地理、条约上均有权对钓鱼台做主权主张的理由，并将‘口头声明’递交，要求美国政府不能将该列屿交予日本。……10月28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科长修斯密（ThomasShoesmith）来华访问，上午曾来北美司和我就双方有关问题谈了八十分钟。我告诉他，我国对钓鱼台拥有主权是极为明确的，我朝野各界对此一问题有很强烈的表示，希望美国政府重视，处理本案时切勿偏袒日本。我也指出该列屿现由美军管理，我因基于区域安全及重视中美邦交的考虑，过去对美军管理未表示异议，但绝非默认，他日美国在该项管理结束时，应将该列屿交还我国。” （《钱复回忆录》（卷一：外交风云动），转自2005年3月1日出版的《参考消息》）

2、1970年台湾记者登陆钓鱼岛竖旗刻字，蒋介石叹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

1970年9月2日，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姚琢奇搭乘“海宪号”海洋探测船登陆钓鱼岛，树立“青天白日旗”并在岩石上刻字。据其本人回忆当时的场景是：

“我们决定派人上岛的动机与其说是宣示主权，不如说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当时台湾报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报纸都在抢新闻，力争独家。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后一直对外保密，只有少数高层知道。因为这件事的性质相当于报馆自己制造新闻，有些越界，所以余纪忠还是很小心的，生怕惹来太大的麻烦。比如，在人选方面就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选定的4人都可算是‘根红苗正’。我是青年军出来的，……宇业莹是抗日遗族（烈士）子弟……刘永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1970年9月2日一大早船到达了钓鱼台，我们4个记者和4位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水道，并从那里登上了钓鱼台。上岛后，我们4人立刻按照原定计划，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5米多长的竹竿把青天白日旗插在岛上宣示了主权，然后又用红油漆在一块较平坦的岩壁上写下了‘蒋总统万岁’和‘中华民国万岁’，又在对面一块岩石上写下了‘中国时报’和我们4人的名字。……我们9月3日返回基隆，4号文章见报。据说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这份报纸去总统府告状，蒋介石看完后叹了口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余纪忠当初之所以嘱咐我们写下‘蒋总统万岁’这5个字，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日本方面看到这个新闻后也很紧张，立刻派人上岛清除了字迹，并把青天白日旗取了下来，洗好叠好，送还给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

3、1971年台湾留美学生掀起大规模“保钓运动”，因讲究策略造成很大影响

1971年，美国拟将钓鱼岛非法“转交”日本的做法严重刺激了台湾留美学生，迅速掀起了强烈的反对声浪。1月29日、30日，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旅美学人和华侨等在联合国总部、日本驻纽约、芝加哥等地领事馆和日本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前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日两国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径。因其游行和抗议很讲究策略——如编写《钓鱼台战歌》、重填《满江红》“甲午耻，犹未雪，家国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再如游行不带任何旗帜，青天白日旗和五星红旗都不带，以防内讧；以及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收集大量著名学者签名、在报纸上给蒋介石写公开信；等等——因此在美日两国及大陆和台湾都引起了强烈的轰动。

4、保钓运动传回台湾，国民党想管但已经管不住了

在海外“保钓运动”影响下，台湾岛内的青年学生也开始行动。一时间，“你把钓鱼台列屿卖了多少钱”、“不要购买日本货或美国货”等标语贴满了台湾各大学校的校园。据当时参加抗议活动的王晓波回忆：

“保钓运动大约是在1971年4月份左右才在台大开始闹起来的。一开始是以侨生为主，他们胆子比较大，后来台湾学生也跟着闹起来了。那时候台大校园里贴满了标语，还有人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句话做成几米长的条幅从宿舍楼顶上挂下来，一进台大校门就能看见。一开始台大校方想管，但学生情绪太激动，管不住，只好允许学生们在台大体育馆举行了一次保卫钓鱼台大会。那天会场塞得人山人海，有人当场提议成立‘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但在当时的台湾，成立组织是很忌讳的事情，现场争议很大，于是我跑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说：‘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即时成立，赞成的请鼓掌！（笑）’台下一片掌声，于是就成立了。不久后美国宣布要在1971年6月17日和日本正式签约，把琉球和钓鱼台送还日本，于是台大学生决定在那天举行示威游行。游行前一天晚上，大家正在制作标语，一个教官跑来跟我们说，明天谁敢上街就逮捕谁。屋子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都很紧张，这时有个来自韩国的侨生站起来说：‘是我主张要上街的，你来逮捕我吧。’之后学生们一个一个都站了起来。”[详细]

5、林孝信：“大家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台湾政府根本不想保钓，非常失望”

国民党当局对“保钓运动”顾虑重重，当时正值台湾将会被联合国驱逐之际，美国也有与大陆重建外交关系的迹象，这就决定了台湾当局对钓鱼岛问题“抵抗乏力”，不愿因其主权问题与美、日之间生出嫌隙。

1971年6月11日，台湾“外交部”遵照蒋介石旨意发表声明称：钓鱼岛“附属台湾省，构成中华民国之一部分……中华民国政有国人根据其保卫国土神圣义务在任何情形下决不放弃尺寸领土之主权。”并在1971年12月2日台湾行政院下令将钧鱼岛列屿划归台湾省宜兰县管辖。之后除了不断声明主权之外，再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李恒《钓鱼岛问题研究》）而对保钓学生则一概避而不见，还多加限制。据当时在美国参加游行的林孝信讲：“游行没有达到目的……我们很快意识到……应该去自己的国家寻求帮助，就又去了台湾驻美使馆，以为会听到一些鼓励的话。当时台湾驻美大使名叫周书凯，他已经被任命为新的台湾外交部长，我们听说他为了把海外留学生的意见带回国，所以一直留在美国没走。结果我们游行到大使馆门口，一遍一遍地喊：‘周书凯出来！周书凯出来！’但他却始终没有出来见学生。这是大家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台湾政府根本不想保钓，非常失望。”[详细]

6、蒋经国：游行可以去，但“人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路程越短越好”

从一开始，台湾当局对“保钓运动”就不是很欢迎，因为“保钓运动”游行和组织“保钓会”都与当时蒋介石的威权体制相悖，但面对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台当局还是容忍了。

台湾岛内的保钓者一般都认为：当时负责处理此问题的蒋经国态度还是比较开明的。据王晓波回忆说：“当时蒋经国派张德浦来台大处理这个事情，他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说游行可以去，但要遵循3个原则：人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路程越短越好。于是第二天校方专门包车把我们送到美国大使馆，我们从那里走到日本大使馆，再坐包车返回学校。……此后蒋经国把马鹤凌派到台大处理学生保钓运动，他是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官员。他的儿子就是马英九，当时就在台大法律系读书，住在我隔壁，经常来我这里抽烟喝酒，算是保钓的一个活跃分子。后来马英九去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钓鱼台的，标题叫做《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详细]

7、保钓运动政治分化，毛泽东的头像出现在游行队伍里

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并且随着国民党当局在保钓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保钓学生逐渐分化成左右两派。据当时参加美国“保钓运动”的林孝信回忆：“4月10日的大游行之后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今后应该如何保钓。此后不久，我记得大概是7月9号下午6点钟的黄金时间，美国所有电视台和广播全部插播新闻，尼克松宣布即将访华。我们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中国政府在那边，而且好像蛮强大的，就连美国总统都要去拜访，说不定中国政府会保钓，于是便掀起了一股重新认识中国的风潮。那时大陆正处于文革时期，虽然文革本身很可能有问题，但起码从对外宣传来看，文革很有理想主义色彩，对保钓人士有很强的号召力，于是很多人变成了左派。”[详细]

随后几个月，各地保钓会开始关注两岸前途问题。据林盛中回忆说：“1971年8月在我的母校布朗大学举办‘美东国是讨论会’，讨论有关台湾的议题、有关中国大陆的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议题。会议分10个组进行讨论，其中有3个组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向大会提议到联合国总部游行示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的唯一代表。……1971年9月21日下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举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示威游行。……游行开始，五星红旗前导，接着是10个人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我站在最左边，挂的是‘！’（惊叹号），接着是10个人高举毛主席的像，再接着是士气高昂的队伍。这场示威游行轰动了世界，当时的美国三大电视CBS，NBC和ABC都重点播出，《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等世界各地的报纸的头版都报道并刊出游行的照片。……1971年9月21日，由李我焱、陈恒次、陈治利、王春生（女）和王正方组成的第一个‘保钓代表团’……到中国大陆访问，大家心中既兴奋又充满了神秘感。周恩来很重视‘保钓运动’，很重视这一批从台湾到美国留学的台湾同胞代表，特地安排接见，谈得很深入，从晚上10点谈到次日凌晨4点。‘保钓代表团’5个人还没回到美国，台湾的《中央日报》就报导他们到大陆访问的消息，骂他们是文化特务，是‘毛虫’（毛泽东的跟屁虫），并说国民党当局已吊销他们的护照，这无疑替他们免费宣传。”（《林盛中对保钓运动的回顾》）

自此保钓运动转变成“统一中国”与“反共爱国”两种政治力量在美国华人之间角力，双方的斗争有时相当惨烈，流血事件不时传出。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8、保钓还引发了“战后台湾校园内的第一次统独论战”

左右问题之外，还有“台独”势力来掺和，据刘源俊回忆：“还有一个台独派，从道理上讲也应该保钓，但他们却没有参与，我觉得这件事正好说明台独的本质不是爱台湾，而是美日的傀儡。”

在台湾岛内，保钓还引发了统独之争，据王晓波回忆：“保钓方面，台大出现了两派声音，一派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国家分裂，因此中国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开始有统一的声音和想法出来。另一派则认为不能接受共产党那一套，台湾自己应该先实行民主，于是台独的声音就出现了。1972年12月4日，台大学生举办民主主义座谈会，请两派学者上台发言，结果统派声音压倒一切。会议结束后台独团体写文章攻击统派，开始了战后台湾校园内的第一次统独论战。”[详细]

9、当局开始严格限制保钓运动，“到了1973年，国民党开始抓人了”

随着“保钓运动”的复杂化，国民党当局开始限制对学生游行和组织团体进行严格限制，破坏“保钓”。据林孝信回忆：“海外的保钓运动正式左转之后，国民党一看情势不好，便转了方向，开始用怀柔的办法，希望有影响的人物站出来替他们讲话。有人找到了我，让我出来替国民党说几句好话，被我拒绝，于是国民党就将我列入黑名单，吊销了我的护照。”[详细]

不仅如此，台湾当局还开始直接破坏海外的“保钓运动”，据王正方回忆说：“美国各校园的保钓组织早就深有感受，特别在台湾当局派出的官员安抚失败之后，国民党职业学生就大肆活动起来：打小报告、传递黑函、在保钓积极分子的汽车油箱放糖、半夜打恐吓电话。有些登记要参加保钓游行的同学，半夜被FBI搜家抓走，指控他收藏大麻。这类恐吓确实吓走一部分同学，但也造成更多同学反感。”（《鲜为人知的历史：70年代台港留学生激愤保钓》）

王晓波回忆台湾岛内的情况是：“到了1973年，国民党开始抓人了。当时我已经是台大的讲师，和同在台大哲学系任教的陈永祥、陈鼓应一起被抓，理由是亲共，这就是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我只被关了一天就被释放了，但我也因此被台大解聘。我觉得第一波保钓运动到这里就算正式结束了。”[详细]

10、保钓运动失败，此后直到80年代末期，台湾基本没有大的保钓行为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加上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台湾“保钓运动”归于失败。1971年10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批准了“归还冲绳协定”，日美正式“移交”琉球和钓鱼岛。这表明“保钓运动”最终没有起到实质作用，对此，台湾民众感到极其失望，也感到非常愤怒。

据林孝信回忆：“大家最先游行到美国国会，递交了一封抗议信，但美国人的回答还是老一套，说钓鱼台是琉球的一部分，按照协议将还给日本。有些女学生听到这个回答都哭了，我们受到的教育让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主持正义的国家，没想到美国背叛了我们的信任。”[详细]

而在日本使馆前，日本外交官的话更让当年的保钓者感受到了什么叫耻辱，据王正方回忆：“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被推举赴日本大使馆递抗议书。出面接受抗议书的是一位年轻的日本低阶外交官，态度尚称和善。以英语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他一律以‘不予置评’来回答。最后我有点毛躁起来，说：‘你除了不予置评，就没有别的说法了吗？’那位日本官员幽了我一默：‘据我所知，你们的政府不也是对此事说不予置评吗？’”（《鲜为人知的历史：70年代台港留学生激愤保钓》）

此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期，因此，台湾方面除了例行的抗议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大的“保钓”行为。据刘源俊回忆：“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第一波保钓运动就算基本结束了。……回到台湾，发现台湾人心惶惶，大家似乎都还没有从失去联合国席位的事实中缓过神来。“那几年台湾人心里想的都是怎样保住台湾，哪有心思保卫钓鱼台啊？只有少数左派人士还在保钓，可没过几年他们就亲眼目睹了粉碎四人帮事件，然后就是大陆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这些变化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更没心思保钓了。”（《保钓运动的传承》）

二、李登辉时代：民间保钓情绪高涨，官方渐趋冷淡

在1980年代末期李登辉接班直到2000年民进党之争，十年间台湾岛内又掀起了多次“保钓”高潮，与70年代不同的是，官方态度先是很强硬，随着李登辉完全掌控台湾政局，便开始限制“保钓”。

1、1990年李登辉决定用“外交”而非“军事”方法解决钓鱼岛问题，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1990年10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准备承认1988年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上建立的灯塔为正式航线标志。10月20日，高雄市长吴敦义想“选钓鱼岛作为台湾区运动会圣火传递的地点，当圣火队传送圣火到钓鱼岛，遭到日本海空武装力量驱逐返台”。李登辉召集郝柏村等人开会协商对策，决定事件要以“外交”而非“军事”的方法解决。

国民党的这一态度让台湾舆论哗然，台湾民众强烈指责台军方及“外交部”处事无能和软弱，民进党主席黄信介说：“郝柏村再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却无法保护，吴敦义只顾个人出风头，被人‘赶出’钓鱼岛，均应辞职。”

在各方压力下，吴教义在23日向“行政院’提出辞职报告，终因国民党高层保护才勉强过关。同时，国民党成立 “钓鱼台专案处理小组”，负责研究对策。最后还是确定以“外交途径”解决钓鱼岛争端的方针，派军舰保护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台湾渔民，但阻止各界组织大船队再赴钓鱼岛收回主权的要求。“专案处理小组’宜布：“目前事件已进入外交交涉阶段，政府在政策上不开放非渔民以外的民众前往钓鱼台地区活动，若有人私自前往，就是违法行为。”由于当局基本上采取了抑制民间“保钓”的态度，“保钓”再次无疾而终。（陈红民《台湾政坛风云》316页）

2、台军曾拟定强行登岛的秘密计划，但被李登辉强行终止

1990年钓鱼岛问题紧张期间，台军参谋总部为了宣誓主权，曾制定了一个绝密的军事行动计划：派特种兵空降抢占钓鱼岛。据介绍，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两岸三地的民间团体多次在钓鱼岛周边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驱离，以及李登辉打算废弃相当重要的、位于苏澳外海的台军R17海空联训靶区，间接向日本让出相关海空控制权等动作，令岛内舆论沸腾起来。台军遂制定‘汉疆计划’，打算派军队强行登上钓鱼岛。拆除其上日本设立的灯塔等建筑，强势宣示钓鱼岛主权。”

2006年由台湾“陆军空降特战司令部”退役的刘庆和士官长说：“听我们营长说，我们根本就没打算占领钓鱼岛，而是清除岛上的日方建筑物而已。整个计划是‘行政院长’指示的，接到命令的人都有牺牲准备，甚至遗书都写好……我管理全营弹药，所以我也被长官拉着到处跑，把批号最新的弹药全翻出来，最好还是美制弹药，因为干部都抱怨联勤兵工厂生产的弹药打个两三百发就会卡弹。”这位士官长还说出一段外界都不曾听说的事：“听长官说，钓鱼岛距基隆102海里，台湾的潜艇已经在附近监视，连中共的军舰也出动为我们壮胆，所以我相信这次台军如果打起来，一定不会打得很窝囊。”

曾任台湾海军总部参谋长的兰宁利中将则回忆说：“台军确实曾经秘密拟定作战计划，预备到钓鱼岛上拆除日本建筑物，并且将青天白日旗插上钓鱼岛。……演习视同作战，阳字号的一位少校武器长金戈甚至写好遗书交给我看，现在回想当时还是很激动。可就在准备出发前却突然接到指令，要留在基隆港内待命，好几天都没有新的指令，后来才听说，因为李登辉坚持不准。”11月5日上午，李登辉打电话给“行政院长”郝柏村，以极为强硬地语气说：“钓鱼岛是筹码！不是战场！”台“国防部”极机密进行的“汉疆计划”随即终止。（雷炎《军事保钓掀风云绝密的台军“汉疆计划”》）

3、1996年，台湾民众再次登岛宣示主权

1996年7月，日本政府单方宣布其领海范围包括钓鱼岛海域，并再次出动军舰驱逐进入钓鱼岛海域的台湾渔船。同时，具有黑道背景的“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列岛北小岛设置太阳能灯塔，意图永久占领钓鱼岛。台湾“外交部”于7月24日发表了《关于日本人在钓鱼岛上修建灯塔事件的声明》，向日方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台湾民众的“保钓”热情再次高涨，保钓船队就在当年登上了钓鱼岛：

“先头部队很快就遇到了日本军舰，据估计大概有80艘左右，双方在海上展开了一场围追堵截的大战。‘我后来听说日本横须贺海军总部停止了国家演习，把所有的军舰都从本岛调来保护钓鱼台。’金介寿说：‘那天的钓鱼台海域相当于第二次中日战争的战场。’资料显示，那天台湾海巡署的军舰就在附近不远的地方待命，但没有一艘敢于上前护航。……‘自立6号’在4艘普通渔船的掩护下顺利突围，成功靠岸，金介寿和另一名香港保钓人士陈裕南跳上钓鱼岛，爬到了6米高的地方。可惜他们爬上的是钓鱼岛前面的一块礁岩，和本岛之间隔着一条2-3米宽的海沟，没法前进。此时日本军舰因为体积太大，不敢靠的太近，只能放下几艘小艇前来阻挡，被船员们用长矛挡住。眼看没法继续前行，金介寿便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青天白日旗，插到了岩石上。陈裕南则先是按计划插上一面写有‘中国领土钓鱼台’字样的黄色旗帜，又从怀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也插到了岛上。这大概是海峡两岸的旗帜第一次在同一块场地上同时飘扬。”（《保钓运动的传承》）此后一直到陈水扁上台，虽然仍有多次登岛行动，但都没成功。此后台湾当局的立场逐渐变得暧昧起来，试图息事宁人，一再要求民众冷静、谨慎和理性地处理钓鱼岛问题。

三、2000年后：陈水扁态度模糊，马英九“仍很谨慎”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开始采用多种手段对“保钓”进行严格限制，保钓行为也日渐“禁绝”。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虽然开始恢复“保钓”，立场也日渐强硬，但对民间保钓则仍非常谨慎。

1、陈水扁时代：“他们不敢公开禁止保钓，只能用这些手段阻止我们出海。”

陈水扁上台后，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从明确变得模糊起来。2004年7月6日，台湾新任驻日代表许世楷在东京记者会上竟然声称“钓鱼岛距离台湾与日本冲绳都很近，不能简单论断主权归属。”（李恒《钓鱼岛问题研究》）

而卸任的李登辉则显得肆无忌惮，2002年9月16日他接受日本《冲绳时报》专访时宣称：虽然大陆和台湾都宣称拥有钓鱼台列岛主权，但“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所有权应属于日本冲绳县”。10月20日，李登辉再次鼓吹“台湾对钓鱼台只有渔业权，没有领土权”。

陈水扁对“保钓”更是如临大敌。2003年10月7日，黄锡麟随同200多名来自港澳台的保钓人士，一起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这成为陈水扁时期保钓行动的绝唱。那次保钓回来后，黄等人还被当局罚了3万元新台币。此后的几年间，黄锡麟更是连一次出海“保钓”的机会都没有。据黄锡麟回忆：他“一直在努力登岛，几乎每年都要出海一次，为此他甚至专门去考了一个渔民证，因为台湾有个规定，普通渔船可以随便出海捕鱼，但只有考过渔民证的人才可以上这种船。一般人要想出海，只能坐海钓船，这属于娱乐渔船，按照规定最远只能驶到距离台湾本岛24海里的地方，钓鱼岛自然也就去不成了。……这规定以前一直有，但从来没认真执行过，直到陈水扁时代台湾海巡署才终于严格起来。他们不敢公开禁止保钓，只能用这些手段阻止我们出海。其实我申请了渔民证也没用，他们总会想出各种办法刁难我们的，比如不给我们配油，或者在保钓船申请执照延期的时候故意拖延时间。”（《保钓运动的传承》）

2、马英九时代：“他们一般不会公开说不准保钓，而是用其他办法设置障碍”

马英九作为老牌的“保钓”先锋，2008年其主政台湾让保钓人士再次看到了希望。在钓鱼岛问题上，马英九立场鲜明，“一寸都不能让”。2008年6月10日，就在马英九就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台湾“联合号”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日本巡逻船撞沉，船长何鸿义和两名船员被日本当局扣留。台日关系再度紧张，马英九甚至召回驻日本代表。

在此情况下，黄锡麟等人再次出海保钓，也没有遭遇任何阻拦。一路上还有台湾“海巡署”的军舰保护：“以前我们出发时，海巡署的人把我们团团围住阻扰出港，这次则是百姓把我们团团围住热烈壮行。当局也都很帮我们，不会阻止我们。现在协会申请下来了，我们出海的行为也具有合法性了，不怕遇到任何阻拦。”黄锡麟对回忆说，“马英九在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我们民间一些大的保钓会议，只要有空他都会来参加。有一年，我们做了保钓邮票，选了009号送给他，他亲手给我们题字：祝保钓成功。甚至当时，他还说要弄一个保钓博物馆。”（《台湾保钓组织力争每年登一次钓鱼岛》）

但马英九的这些举措并没有真正满足民间的“保钓要求”，黄锡麟说：“说实话，我心里很明白，08年那次保钓其实就是日本人让我们爽一下而已啦。马英九选举前曾经公开说，为了收回钓鱼台不惜一战！可他当上总统后就没了下文。他是表面上保钓，私底下跑掉！”2009年黄锡麟本来还打算再去一次，结果被马英九派来的特使劝了回去：“他们一般不会公开说不准保钓，而是用其他办法设置障碍，比如威胁渔民，不要租船给保钓人士等等。”

游明川也回忆说：“海巡署不让我们靠近钓鱼台，第一次违规罚款3万，第二次15万，第三次吊销执照。他们还出钱给我们的船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名議上说是为了保护我们，实际上就是监视我们的行动。据说台湾政府准备花800亿造新军舰，可造了也不是为了打日本人的，而是为了挡台湾渔民的！”

结语

台湾民间的“保钓”努力无疑值得尊敬。台湾当局的处理，则从未真正满足过民间的“保钓”要求。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问题，其背后，有着更复杂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