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外交部长李肇星谈中国地位：慎提中国崛起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谈中国地位：慎提中国崛起


　　

广州日报：最近有学者提出，中国曾经历过“挨打”时期、“挨饿”时期，如今却进入“挨骂”时期。有人说随着中国崛起，国外对中国的“骂声”似乎在增加，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李肇星：老说什么“崛起”，可能就是招来骂声的一个原因！谁说中国崛起了？什么是崛起？在历史上，崛起主要是指西班牙、英国、葡萄牙等历史上的西欧殖民主义国家。对此，我个人认同中央的提法和平发展。“崛起”似乎暗含带有突然性，而且还会损害别人利益、损人利己。而中国的发展是利己又利人的。这里也可能有一个翻译问题：英文的“rise”有“上升”、“兴起”等意思，不一定非译成“崛起”不可。我认为，国际上骂中国的声音，有的是别人挑拨，有的是美国假装表扬中国，而我们有些人却信以为真，结果招来骂声，这不是自找的吗？当然，被坏人骂，不见得是坏事，最怕的是被好人骂。

不能说“中国崛起”了，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了。我列举三组最基本的数

第一，全球近200个国家中，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记者注：说到此事，李肇星提及说他不喜欢中文夹杂英语，不喜欢把国内生产总值说成“GDP”）位居世界第二，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400美元，位列全球第94位，怎么能说崛起？前年，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全球110名时，美国就开始炒作“中国崛起”，千万不能相信美国个别人的话。

　　第二，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最新公布的数据是74.83岁，而日本为82岁，世界人均预期寿命最高的国家为88.5岁，中国该项排名为世界第83位，怎么能说崛起？

第三，中国现在的大学毛入学率是多少？经我向教育部的朋友请教，最新数据是26.2%。世界排名第40多位，怎么能说崛起？

论美国印象：美国的特点是“装穷”

广州日报：您10多年前曾在美国任驻美大使，那时美国对中国很强硬。现在美国对华态度是否发生了变化？很多美媒都称，美国的实力在下降或衰落。您怎么看10多年来美国实力的变化？ 　　

李肇星：我没有看出来。美国的特点就是特别会“装穷”，特别有“忧患意识”。而我们有一个习惯却是不会“装穷”，有些人甚至很愿意“显富”比如，在一些活动上过分喜欢放烟火，放鞭炮。

广州日报：您如何评价国务卿希拉里？

　　李肇星：她是一个美国高官，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说，她是一位优秀的美国国务卿，事事处处、尽心尽力维护美国利益。我个人和她本人是老朋友，我和我夫人、儿子、侄子、侄女曾应她和她的丈夫、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邀请，愉快出席白宫的圣诞节晚会，至今难忘，心怀谢意。

　　广州日报：离媒体广泛报道的美国摔下“财政悬崖”期限似乎越来越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肇星：少替美国人担心，我们还是多想想自己的事情。小平同志的话永远都不要忘记：关键是把自己的事办好。美国特别有统治经验，年轻的马克思早在1842年就说过，当欧洲人睡觉时，美国人还在拼搏，后来美国在经济上实现了超越欧洲。我们不要替人家担心，多想想自己，争取在2020年实现小康，但问题还很多，特别要解决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 　　

中日民间外交：把政客与民众区分开来

广州日报：过去，中日之间的“民间外交”频密。如今，中日两国民间的对立似乎加重，对此您怎么看？

李肇星：中日关系最好的结论就是“以民促官”。中日曾经多年对立，打破僵局是从民间外交开始的。现在，千万不要把日本政客和一般老百姓混为一谈。所以，既要有爱国冲动，但也不能感情用事。比如，关于参拜靖国神社，就要看谁去。2006年时，由于前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陷入僵局，当时情况下，两国外长不能举行双边会晤。当年7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亚洲外长会议期间，时任日本外相麻生曾要求与我会面，我的礼宾官同意。开会期间，我去洗手间，日外相让秘书把好洗手间的门，谁都不让进，他一个人进去，问我为何躲着他。我回答说，不是我躲你，是你惹火了中国人民，你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是你们有错在先。他说，要是我们不参拜呢？我说，至少外相及外相以上官员都不去才行。他说答应我。我说，希望你们做到。后来，大家都知道，两国高层交往再一次恢复正常。

广州日报：这次安倍当选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

李肇星：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要听其言、观其行。其实，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多得很，我对中日友好充满信心。我们要提防的是“第三者”挑拨离间。

联合国经历：联合国有一个“李家钟”

广州日报：我们从读您的传奇故事中知道，在联合国大厦有一个“李家钟”（LI BELL）？

　　李肇星：那是以我的姓命名的，是开玩笑开出来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都是高级外交官，开会都爱迟到；到了联合国，谁都觉得是个人物。有了警示钟之后，以后就不会有人敢迟到！

　　我去联合国工作（记者注：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时，有人告诉我，一般工作人员进入联合国大厦都要佩戴工作证件。但我的秘书告诉我，中国大使不用戴，联合国警卫人员如果不认识一个安理会常任国大使，是他们业务素质不行，第一次去就不要戴，不能惯他们的毛病。

　　后来，我进入联合国就没戴过证件。后来我才知道，驻联合国安理会大使一到任，你的照片就已经贴到联合国的几个主要出入口处，贴在了门后面，那些警卫自然就会熟悉，所以，我去过联合国多少次都不戴证件，我和联合国的警卫人员都成了朋友。 　　

求学幸运：上海老师造就我的好英语

广州日报：很多报道都说，您的英语说得比普通话好？

李肇星：这是老师的问题。在胶南上高一时，当时重点大学都流行学俄语，但我的家乡很穷，找不到俄语老师，只好从上海找了一个有海外关系、“家庭成分高”的英语老师到山东农村锻炼，这个老师后来爱上了我们这个穷地方，在那里结婚生子，一直到退休并担任了县政协领导。在他的培养下，我们那个中学后来还有不少人进入了外交部。到了大学，我同样碰到了好的外语老师。

　　广州日报：听说您还喜欢唱歌？

　　李肇星：这也要归功于我的音乐老师，也是来自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女老师，同样是“家庭成分高”，她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穿连衣裙的人。她到我们中学教五线谱，我是从初一开始学五线谱，学莫扎特的歌。一大早，天色黑乎乎的，我们就开始练发音，当地的老百姓们都光着脚来看。

广州日报：那您求学的胶南一中当年师资真是雄厚，所以才培养出了您这样的人才。

李肇星：我真不算什么！南极中山站的第一任站长，就是从我们高中毕业的；中国第一个核潜艇基地司令员，是我们胶南一中的；南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全国高校经济学教材编委会主任，还是我们村的呢！

自我调侃：无名片、无手机、无微博

　　广州日报：如今，很多外交官都开设了微博。微博中有很多关于外交问题的互动。您平时看微博吗？有自己的匿名微博吗？

　　李肇星：我没有微博，也不关注。我现在是“三无”人员：无名片、无手机、无微博。

　　 广东情缘：“我是半个广东人”

广州日报：您曾在广东插队，1969年强台风正面袭击牛田洋事件，当时造成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悲壮牺牲，您当时有何经历？

　　李肇星：我是半个广东人。在牛田洋遭强台风袭击中，我们在那里锻炼的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牺牲了83人，其中就包括外交部的3名同事，我活了下来。

　　在这里，我要感谢当时一名30多岁的“老连长”。当时接到的命令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堵海水。但那个老连长对我们说：撤吧，海堤要垮了，错了我负责，要不是有他这命令，还会死更多人。当时我是炊事班班长，送饭送不到最前线，最后是抱着一根木头才活下来。

　　后来，我在纪念牛田洋事件的一首诗中写道：“我活下来，是一种偶然的奢侈”。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怕死了，我那么多的好友都死了，他们很年轻，绝大多数都没有结婚啊！

　　后来，牛田洋为牺牲的战友立了碑，还刻上了每个人的名字。说起来，我身上“活”了许多年轻伙伴的生命。我是幸运儿，工作再苦再累，都是应该的。有一个四川同学西欧司的，英国留学未毕业即回国，遇难前到炊事班要一杯热水喝，就是我给他的，此后再也没见到他，后来连尸体都没有找到。他妈妈是一个农村老太太，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他遇难后，我们一直瞒着他妈妈。几个战友轮流每月冒名给他妈妈写信，凑钱寄给她10来块钱的生活费。她妈妈不识字，由他舅舅念给她听。信里一直写：妈妈，我在外面工作忙，以后再回家看您。她妈妈直到去世前，还以为儿子仍活着，每月还能收到儿子寄来的1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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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