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华裔国会议员：促进中新关系让人兴奋

新西兰华裔国会议员：促进中新关系让人兴奋



学术界是一个清净的地方，政坛复杂得多，有很多漩涡、陷阱和不确定性。但是，一个学者对国家的影响有限，而从政才能真正对国家的政策和方针产生影响力

还是四年前，杨健参加过一次新西兰官方组织的中新交流活动。当时的新西兰驻华大使托尼·布朗直接邀请杨健：“健，你跟你们中国学者们谈谈新西兰外交吧。”

“你们这么多外交官都不谈。我这里有一个身份识别的问题呢。”杨健说。

托尼·布朗立即反问他：“你拿什么护照？”“我拿新西兰护照。”“这就行了。你就是新西兰人。”

2011年12月20日，杨健以新西兰执政党国家党内排名第36名的位置宣誓就任新一届国会议员。在那之前，执政党已经确定由杨健陪同贸易部长兼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部长前来中国，参加中新建交40周年的庆祝活动及进一步商贸合作。

有人说，杨健是全球首位在中国完成高等教育进入西方执政党的华裔国会议员。

变动时代的幸运儿

“从七岁开始，我就从未离开过学校。议员是我人生的第二份职业。”杨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等个儿，戴眼镜，标准的普通话，偶尔会有几个英文单词，在刚满50岁的杨健身上，完全分辨不出他的中国老家的痕迹。

杨健出生在江西鹰潭，在那个年代，鹰潭还只是一个镇。家里的男主人杨经仁是一名小学数学教师，妻子周可央则是小学语文教师。两名小学教师当时大概不会料到，这个在家里排行老二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念小学，就要跟着他们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学习在那个时代，并非常规的上课、读书。实际上，那个时代流行的是读书无用论，崇尚的是张铁生那样的“白卷英雄”。

杨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一部很著名的电影《决裂》，里面一位只上过一年小学的老铁匠，举起长满老茧的手，无比骄傲地高喊：“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

显然，崇尚读书无用的童年时代，杨健无法回避大多数孩子都要面对的单调生活。而“城里人”的身份，反而让他在“批林批孔”的“儒法斗争”中，进入了小学的宣传队，当起了讲故事的小学生。后来还跳过舞，也是胡乱跟着大家练。

就这样，杨健跟着家人在农村生活到初中一年级。直到初二那年，才由于父亲的调动回了城。

因为有个同学的母亲是鹰潭市图书馆管理员，利用这个便利，杨健开始接触《北京周报》等英文报纸，并读到了尼克松访华等外交事件。

“那时候年龄小，加上常常下乡、下工厂，哪里懂得在学习方面培养专业兴趣。就是凭着最初的一点便利和机缘，以及原始的学习冲动，慢慢在英语科目上显出了优势而已。”杨健说，自己的英语基础打得好完全是“幸运”，一方面要感谢初中那位同学，另一方面就要感谢常给他开“小灶”的高中英语老师许英明。

杨健当初或许未曾想，这一系列的巧合和幸运，恰恰为日后留学海外打下了最重要的语言基础。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这也让第二年即将中学毕业的杨健，得以幸免知识青年再下乡的命运，而选择参加高考。

由于英语学科的优势，杨健决定报考英语专业。经过近一年早起晚归的“恶补”，1978年9月，年仅16岁的杨健考上了西安一所院校的英语专业，成为鹰潭市当年仅有的两名考上大学的文科生之一。

1982年，未满20岁的杨健本科毕业，留校成为一名英语教师。任教5年，杨健因为语言便利，又顺利考入洛阳外国语学院攻读美国研究方向的硕士学位。研究生二年级时，杨健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之后又赶到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攻读研究生最后一年的学业。

“在这期间，我拿到了到美国留学的奖学金。”然而，由于国家政策原因未能成行。

杨健回到西安继续教书，等待深造机会。这一等就又是五年。1994年，杨健的大女儿出生。也是在这一年，杨健顺利拿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政府奖学金，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博士学位。

直到1999年博士毕业前大约三个月要找工作了，杨健才开始留意与澳大利亚仅有一条库克海峡之隔的新西兰。

落地生根


这个曾被《魔戒》等众多好莱坞大片作为取景地的岛国，以其辽阔的森林草原闻名于世。同样闻名的，是它英联邦成员国的政治属性，和近七成欧裔、近一成亚裔(华裔约占其中的约40%)、近一成毛利人及其他族群人口这样的移民国家属性。

新西兰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西方国家。中国也是新西兰第二大贸易伙伴、留学生来源地、旅客来源地。

“博士毕业前，我其实并没有多想工作的事情。”杨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想着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

正在此时，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一位教师，转到杨健就读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执教。

“我知道奥克兰大学肯定空缺出来一个名额。而且奥克兰有大量华人移民，这让我多少对这座城市有一些先天的亲近感。”杨健说。

近年来新西兰人口普查推算，目前新西兰20万左右的华人中，约有14万集中在奥克兰市，占到奥克兰总人数的1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杨健向奥克兰大学投出了自己的简历，一投而中。随即，杨健带着妻子来到这个移民国家，成为一名国际关系专业讲师。也因工作缘由，1999年，他成为了众多华裔移民中的一员。

在工作的第二年，杨健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美国国会与对华政策》即将出版，系里决定将杨健三年的合同改为永久聘用。

2002年，杨健的二女儿在奥克兰出生。一家四口也成了新西兰4%华裔移民中的一个美满家庭的缩影。

华裔背景，又是国际关系学者，这造成了杨健自己独特的“身份认同”困惑。

作为太平洋国家，新西兰国家的学者与亚洲许多国家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建立有半官方性质的“1.5轨道”对话。

学术外交，作为非官方的学者围绕官方外交政策开展的国际对话，被称为“第二轨道外交”。而“1.5轨道”对话，则指的是由官方资助，但主要由学者出面进行外交政策交流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形式更加灵活，能够比较随意地讨论一些政府间不便于直接讨论的外交问题。

从2004年开始，杨健多次以新西兰国际关系学者的身份，参加这样的“1.5轨道”对话。

第一次去日本参加“1.5轨道”对话时，新西兰驻联合国大使特伦斯·欧博文说，“健，你讲讲新西兰的外交政策吧。”杨健第一反应就是问，“为什么我讲讲新西兰的外交政策？他们都是日本外交官，可以讲日本外交政策。可我是中国人啊。”

杨健的反应，其实是大多数新西兰华裔的本能反应。

事实上，华人移民新西兰有三波高潮：19世纪中后期的“淘金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妇女、儿童为躲避战乱的“投亲潮”，以及1987年新西兰政府取消带有种族色彩的移民输入条例，颁布“新移民法案”带来的移民潮。特别是1990年代，新西兰华人人数由于移民原因增加了约150%。包括杨健在内的这批新移民，大多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知识水平较高，在情感偏向上，都认为中国才是他们的祖国。

新西兰外交官却在会上平静地告诉日本学者：“健就是我们新西兰的新面孔，这是我们新西兰的特点。我们就是一个不断变化、更新的民族。”

来自新西兰政府官员的鼓励，化解了杨健的身份认同的问题。

“中国人的老传统是落叶归根，而正在形成的新传统是落地生根，中国人正在成为新的Kiwi(新西兰人)。”杨健说。

停职三年

随着学术著述渐丰，杨健同时开始在新西兰多家平面、电视媒体进行时事评论。尤其是对涉及华人社区利益的问题，他总是会及时发出华人的声音。渐渐有一些政党开始向杨健抛出橄榄枝，杨健都婉言谢绝。“奥克兰大学对我的肯定很大，我希望能专心学术研究，做一个自由评论者、观察者。”

因为新西兰特殊的族群组成特点，多年来主要执政党国家党、工党等大党都有来自各个主要族群的党员、议员。在杨健之前，已经有黄徐毓芳(国家党前国会议员)、王小选(行动党前国会议员)、 陈彼得(但尼丁市长)等华人参政。

这些华人政治家分属不同的党派，也反过来显示出新西兰各个政党都在争取华裔选民。而面临竞选连任的执政党国家党，自从2010年12月份华人议员黄徐毓芳因涉嫌滥用公权正式辞职后，就一直在寻找一位合适的华人议员。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杨健正式升任奥克兰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同时，新的学术专著《中国大战略中的太平洋岛国：小国家，大博弈》也即将出版。学术的积累和学院行政上的渐入佳境，让杨健更加坚定了常驻学校之心。

然而，因为杨健以国际关系学者、评论员身份在华人社区所产生的影响力，不少人开始向新西兰国家党推荐杨健作为国家党新一届国会议员华裔人选。

2011年8月8日，国家党主席古德费洛向杨健打来电话，征询他的入党、竞选意向。

“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杨健说，他的学术事业正蒸蒸日上，而且华人参政的积极性向来不是非常高。“大家往往埋头于自己的事情，过自己的日子。”

古德费洛主席在电话中继续邀请，杨健答应了一周后的面谈。“作为时事评论员，我想观察一下国家党的具体想法，听一下他们的理由。”

面谈后，杨健开始发现国家党与自己的政见重合度很高。国家党偏右，主张适当减低福利，将税收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身上。他同时发现，多数华人其实也是倾向于小政府的，因为小政府契合华人埋头苦干、不愿政府过多干预的性情。

加上同事的鼓励与华人社区的认可，杨健决定接受国家党的邀请，向学院辞职。

“又一次幸运的是，学院驳回了我的辞职申请，许诺帮我办理三年的暂时停职。”杨健说。在新西兰，一届国会议员的任期就是三年。

尽管家人一开始不愿意，因为竞选成功就意味着每周都要有几天时间在首都惠灵顿工作。但当杨健做出决定的时候，妻子和孩子还是表示支持他。

大约两周后，9月4日，杨健正式出现在国家党公布的候选议员名单中。最终，国家党在121个议席中赢得59席。

出国以后，杨健每年都回鹰潭探亲，他的父母兄弟都还住在老家。去年12月，他以新西兰国会议员的身份回乡，成为当地的大新闻。除了围堵杨健，不少媒体还直接去敲杨健父母的家门。

参选之前，杨健的妻子跟丈夫深谈过一次，“我们一直生活都很平稳，没人关注我们，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作为一个学者，大家都尊重你，一个政治人物大家就不一定会尊重了，就会有敌人，说话就有人质疑，这么做不值得。”

现在，杨健一直试图把政治和家庭生活分开，尽量保护家人和孩子，使他们远离公众的视线。至于三年之后是否可以连任，他并不过多设想。

杨健一直很明白，学术界是一个清净的地方，政坛复杂得多，有很多漩涡、陷阱和不确定性。但是，一个学者对国家的影响有限，而从政才能真正对国家的政策和方针产生影响力。“作为一名华人，为促进中新关系做贡献，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情呢？”杨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