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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5日星期五

澳新军团日:纪念为国捐躯的英雄


每年的4月25日,奥克兰战争纪念馆(Auckland War Memorial Museum)都要点燃纪念之火,纪念那些在一战和二战中牺牲的澳新军团战士,今年也不例外。今年的纪念活动除了点亮纪念馆的北侧之外,还在外墙播放新发现的一战纪实镜头,而且也是第一次配了解说词。
  这部名为“照亮2014”的纪录片由著名电影人Gaylene Preston受命拍摄。奥克兰博物馆的Marty Jones解释说,为这部23分鐘的影片配上解说词,使影片产生了一种惊人的氛围。“有部队行进的脚步声,战士聊天的声音,以及卡车行进的声音,诸如此类。把当时的画面配上音,录影变化很大,使它有了当代的音像效果。”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加里波利战役  澳新军团精神的传统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一战爆发,交战的一方是英、法、俄等国,史称“协约国;另一方是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史称“盟国”。当时,英国向德国宣战,忠于英国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动组成澳新军团,远赴欧洲支援英国。
  英国军方命令澳新军团于1915年4月25日开始由海上登陆,务必攻下并守住土耳其加里波利(Gallipoli)附近的海滩,但遭到土耳其军队居高临下的顽强抵抗。由于地势不利,澳新军团虽然猛烈进攻,但始终无法攻佔预期的高地。
  在坚守了半年多无果之后,最后奉命撤退。在此次战役中,澳新军团损失惨重,单是新西兰士兵就有2779人牺牲,占总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澳大利亚牺牲了8709名官兵。两国总共有1.2万名将士永远留在了那里。
  加里波利战役虽然失败了,但此次战役体现了澳新军团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它提高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民族凝聚力。在这次惨烈的失败战役中,澳新军团有史以来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军人的顽强意志。这种意志甚至得到了敌军的尊重与钦佩,写下了让两国军人引以为傲的光荣传统。士兵们经受了战争的洗礼,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参战时,他们是苏格兰人、英格兰人、毛利人等等;等到他们返乡时,他们都称自己为新西兰人。澳新军团精神成为其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基础。今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山崖上建起了雄伟的纪念碑和庄严的墓地,每位当年在此阵亡的军人都有自己的坟墓和墓碑,供后人凭弔。
  “澳新军团日”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在两国都被定为公众假日,以缅怀为国牺牲的勇士们。

  二战老兵的回忆  纪念日前夕,媒体採访了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西兰老兵,99岁的George Ward先生。
  记者:战争爆发的时候你在哪里?
  Ward:我就在这儿,在奥克兰,在自己家的果园里工作。我出生在Reefton,但在新普利茅斯一个农场里长大。我14岁离开学校。(是否上)高中?我哪有那个本事。我是(家里)七个孩子中的一个,但其他的男孩都离开了,只有我跟爸爸留在农场里工作。我从来没领过工薪。农场工作很艰苦。36头奶牛,我们全靠手工挤奶。爸爸从来没有赚到钱,所以后来我们搬到了奥克兰。我有一个姐姐和弟弟Jack、Reg、Harold、Harry、妹妹Daisy现在还住在这条街上。她今年已经92了。我应徵入伍的时候大概是24岁,这是预料中的事情。一天,一个警察来到我们家,说:『我要跟你签一个东西』。这没让我担心。你得去啊,一切就是那么回事。
  记者:对你的母亲是件艰难的事吧?
  Ward:我的几个兄弟也去了,我想。哦,我的母亲很坚强,这一切都承受下来了。她很坚强。那个时候,大家也都接受了,那也是必须接受的事情。
  记者:你在哪里加入战斗?
  Ward:我在Waiouru接受训练。我是在坦克部队,当炮手。日本人加入战争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我在这里度过两年。珊瑚海战役后,他们说,伙计们,该出发了。我们于是去了意大利,从地球的这一面到了地球的那一面。我们通过了Cassino、佛罗伦萨、罗马,以及那个到处都是运河的威尼斯。之前,我们曾经到过意大利,那时是夏天,后来去的时候是隆冬,大雪瀰漫。天哪,那个冷。
  记者:当地人是如何对待你们的?
  Ward:他们挺好。在我们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有时我们会去他们家里,看看他们都吃些什么。我这倒霉的一辈子曾经吃过的最糟糕的东西就是羊奶奶酪。可怕极了。我把它放在到嘴里,然后又取了出来,把它装在口袋里,出了门之后,就把它扔了。那时我们住在当地人家里,或是商店里。我猜那些地方一定有女孩,但我从来没有时间去看看她们。
  记者:在坦克里好些,还是在战壕里好些?
  Ward:别提了。如果(德国人)在坦克里投下高爆炸药,那一切就结束了。这种事情发生过几次。一次就能炸死四五个人。这些人我都认识。有时候,我们的人也被派去向敌人投弹,(德国人)就从头顶扫射。德国人向我们投了几个这种炸弹,差点也炸到了我们。我想我们是很幸运了。能够回来,我的确很幸运了。有几次,我们差点被炸死。但没关系,我们不是还在这里嘛。
  记者:那些年改变了你的人生吗?
  Ward:说改变了也没改变。不尽然。我们当时刚回来,在惠灵顿登陆,来到了奥克兰,然后就直接进了自己的果园。没有休息可言。我没有一个兄弟在海外被打死,但却有三个兄弟在战争之外中弹而死。弟弟Harold在与朋友外出猎鸭的时候死于误枪。我的一生够悲剧的,但战争也就是战争。它只是『让我们打完仗,离开战争』。回家后,我很少谈论战争。没有人似乎对此有多少兴趣。
  记者:你当时信教吗?
  Ward:我对宗教没有异议。我以前曾经发生过兴趣。主日学等等。但一旦进了果园,就有太多别的事情要做。
  记者: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Ward:我回来的时候已经31岁了。在离开之前,我与Daphne订了婚,她是我在Taranaki的时候就一直认识的人。喔,我不是擅长写信的人。奇怪的是。她一直在等著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生了三个孩子,建了这座房子,在果园里工作。Ward Brogthers就是我们果园的名字。我们以前还有玻璃温室,包装棚。Daphne50年前就去世了,当时她只有39岁。患了癌症。
  记者:这么说,你是独自养家了?
  Ward:是的,三个女孩,一个13岁,一个15岁,还有一个17岁。没什么好想,只是不断地劳作,我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既要当妈又当爸。我每天早上6点就得起来,给孩子们做早餐,然后送他们上学。晚上9点睡觉。早上仍然是6点起床。午餐的时候,回家吃饭,并准备好晚餐的蔬菜,这样几个女儿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吃饭了。我从来没有再婚。你以为再婚会更容易吗?三个女孩和一个后妈?绝对不会轻鬆。你瞭解女人的本性的,尤其是继母。
  记者:你99岁了还是独身:是什么让你保持如此良好的健康状况?
  Ward:哎,像我这样的人周围还有几个。我隔壁的一个今年88岁了。我一直吃很多家庭种植的蔬菜加少量的肉。不是嗜酒如命的人,绝对不是。我在意大利的时候,本来是可以喝很多酒的。也没有野女人。我动过至少五次手术,割掉了9英吋的大肠。我有户外生活。修树枝;剪草坪。从未吸过烟。部队里曾经发放免费香烟,但我把它卖给了意大利人的商舖。每包六便士,然后把钱寄回家。
  记者:你怎么看现代生活?
  Ward:(生活)太容易了。一切都来得理所当然:汽车、各种机械等。一切都为你准备好了。这不是件坏事。安逸的生活不是件坏事情,对不对?我不介意再过一次年轻的生活。电脑?我没那个脑子玩电脑。我这一辈子读过的书不超过四本。
  记者:你现在怎么看战争?
  Ward:完全是浪费时间。绝对是这样。完全是一种浪费。要让年轻一代远离战争。

作者: 先驱报记者 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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