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

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


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20:39:0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落下帷幕，习近平作为新任总书记正式登上治国舞台。在他执政期间，中共将欢庆一百周岁，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彻底改变工业革命和鸦片战争以来的国际局面。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复兴将是世界一体化的后现代解读，它的崛起对世界的“再平衡”极为关键。



习近平是在一个历史转折点成为中共的领导核心。在之前的一百多年，满清封建统治在中国终结，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走下历史舞台，原教旨共产主义的苏联被解体和文革的中国被唾弃，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经济模式在中国落地生根。在这一百多年里，一个虚弱不堪、任人摆布、被贬称为“病夫”的古老民族再次崛起，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不能够再等闲视之。



中共此次党代会海内外瞩目，因为人们关注建国后出生的中共新生代领导人将引领中国走向何方，毕竟今后十年是中国复兴的关键时期。多维新闻曾对习近平赋予“年轻版邓小平”的期许，因为他和邓小平一样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而胡锦涛的裸退以及这一次新增的五名常委都将于十九大退位让习近平的任期添加了更多的想象。这个转折点所提出的挑战，考验着习近平是否如邓小平一样，具备非凡的魄力和卓识，引领中国扎实、果敢地走向未来。



建立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



习近平上任后面对的第一项挑战是如何发展中共的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不仅是回答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尖锐问题，还将体现这一届中共领导集体如何认识中国今天的社会形式以及它的意识形态。十八大的报告用了不能够更清晰的字句去展现这项议题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多元社会。任何价值观要在它这里成为主流，都决定于它是否能满足人民的精神追求。中共所推崇的价值观至少要面对来自中国传统思想、西方的普世价值、打着毛泽东思想旗号的极左思潮的挑战。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纪律涣散等也直接冲击着它的公信力。对民众来说，社会主义价值观变得模糊不清，有人怀疑中共是否依然致力于它的建设，至少在直观印象中，他们认为中共代表着专制和八股，由它来发展社会主义价值显得格格不入。



多元性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政党，中共对党员的思想有着严格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社会层面，我们却要接受多元价值的存在和发展。中共应该透过提高社会主义的说服力和公信力来争取人民支持，强迫人民接纳一元价值难以奏效。苏联的失败、文革造成的政治灾难，本质上都是对社会价值实行专制的结果，习近平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中共的挑战是究竟社会主义价值能否成为主流？这个疑问隐藏着两个关联议题：首先，今天的中国是否还是社会主义？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官僚主义、贪污腐败都促使人们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产生疑惑。其次，中共必须提升社会主义的“市场认知”，也就是除了提升它的“品质”，还需要改善其市场推广模式。在现代社会普及一种意识形态，就好像对商品进行市场推广，品质的好坏决定其价值，但推销手法也是商品成功的关键，中共必须将市场推广视为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选择，但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苏联和文革的激进主义，让大部分人对它的信任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虽然改变了这种感觉，但并不足以掩盖不断发生的新问题。仅是打击左派或右派的言论并不足够，而是要说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明白它为什么适合现代的中国，对历史上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有所交代，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才能让人们心悦诚服地重新接受它。



中共继承了“五四”对民族传统的全盘否定，但今天又对传统思想采取了羞羞答答的暧昧态度。一方面被迫接受它的现实社会存在，另一方面又担心它将抢占社会主义的理论领导。这种暧昧让人们意识混乱，传统中的糟粕得以伺机发展，今天社会上的腐败就部分来自这样的背景。



因为担心理论权威被动摇，中共长期回避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只是不停地给它打补丁。须知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科学性不能靠权力去支撑，而是要透过理论的批判和发展。就算是经过两千多年实践的中国传统思想，都无法不与时俱进，为什么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却只能被豢养在温室里，更何况苏联的经验反映了检讨的必要性。只有解放思想，重新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摆放到恰当的位置，不是作为教条来膜拜，它才有机会成为社会主流价值共识的内容。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只能建立在中国自己的历史、现实和对未来的期盼上。以中国历史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价值为主体，以现代的实践为依据，科学吸收马克思哲学政治经济学思想，以宽容的态度去思考其它西方价值理论给予我们的提示，让多元观点能够相互比较，社会价值共识才有机会形成。我们可以参考隋唐时期佛学东渐的经验，学会积极面对、科学和批判地接受包括马克思哲学思想在内的所有外来价值观。这是中国的历史经验，也是五千年文明的总结。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摒弃各种极端思想，才能建立科学的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



直面历史 勇于反思



任何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都要坦诚直面历史。邓小平能开创历史，就是因为他敢于反思毛泽东时期的历史错误，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直面历史，将中共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中国的革命找到出路。邓小平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要追求什么功勋，而是因为他的担当精神和政治抱负，以及作为人民儿女的责任态度。



现在，习近平又要面对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他这位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要走向全面复兴，中国要改变工业革命四百年来所形成的国际局面，他更要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对中共的表现负责。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铸就了中国人迄今都引以为豪的荣耀，习近平能让这种荣耀重新复归中国吗？



习近平需要清醒认识自己执政道路上的历史参照。毛泽东是通过军事政治斗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带领人民走出封建和屈辱而奠定自己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是因为找到改革开放的出路，让人民开始走上小康的征程而被历史铭记；江泽民是因为“六四”临危受命，积极推动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而被人民接受；胡锦涛是隔代钦点成为中共的领导人，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和启动了“科学发展”而被社会所认同。今天，中共选择了习近平出任自己的领袖，这显然不是因为他是习仲勋的儿子，或他过往有什么卓著的政绩。习近平至今给人的印象是神秘而亲切，神秘是因为还没有看清楚他的执政理念，亲切是因为他的形象和过去几年的言论给予人们一种自信和充满干劲的表现。但这些都将被他上任后的表现所考验。



习近平的时代面临着比毛、邓、江、胡更复杂、更具挑战性的局面，他必须展现出超越前任的远见与魄力，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甩掉包袱，轻装上阵。

对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反右、文革、六四等历史遗留问题，体现出不受历史制约的反思精神。这不仅有助于破解围绕历史争议所形成的政治僵局，避免再犯错误，也体现了一种对以往有所承担、对未来勇于开拓的政治自信。



变“革命党”为“执政党”



习近平任内将迎来中共建党一百周年。在这一百年里，中共经历了血雨腥风的岁月，成功领导中国的独立解放革命，更在改革开放中奠定了民族与国家复兴的基本轨迹。但在革命胜利后，中共始终面对如何从一个颠覆旧制度的革命者向新世界的管理者转换的议题。



中共是根据“列宁式政党”的传统发展起来的，它的党纪严格，权力高度集中，坚持统一的意识形态和紧密的组织形式。这种政党普遍崛起于革命时期，稍有松懈，就有覆亡的危险。然而，一旦党纪至上，缺乏自由，组织就容易僵化，改革变得不容易，假以时日会变得专制和官僚，产生腐败，“服务人民”逐步成为专制的借口。国民党后来的溃败和苏联最终解体都算是前车之鉴。



中共再没有时间在革命党和执政党的选择上模棱两可。它必须以解放思想和改革的精神完成科学转型，当“三个代表”思想写入党章，人们认为党内已经就此达成共识。 中共的自我定位关系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的民主道路如何走下去，更直接关系到它的执政合法性。毛泽东曾经说中共代表人民，打倒了敌人，人民拥护它执政。这只能说明建国初期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但它不可能一直都以此为准，中共必须为执政合法性不断确立新的法理基础。其实新基础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正逐步建立起来，现在就是要开始改造列宁式的政党形态，建立全新政党模式，以党内民主为基础，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精英政治理论体系，以中共组织的结构改革构建现代民主政治的肌理。它需要结合党内的选举机制和政治协商，引入可见和开放的程序民主来支持中共的民主思想，那么新的基础就可能完成。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不再像“六四”之前或过去十多年有那么多人把西方政治理论奉为真理，西方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开始受到怀疑。选举制能够和平地更换失去民心的政权，但在推举贤能方面却屡屡遭到质疑，好像巧言令色的政客才有机会胜选，“一元一票”也让选民感觉到沮丧和无奈。显然，中共要向执政党转变是相对于自己作为“革命党”的历史，与西方的执政是相对于存在反对党有着根本差异。



中国首先要从一党“专”政向一党“执”政过渡，一个字的改变就是中国民主的一大步。一党制是中国的客观现实，但不同的政治群体并不理解它的逻辑依据。一方面因为社会不开放讨论这个议题，另一方面中共不鼓励学术界对中国的政党体制和文化进行创新的理论探索，在理论宣传方面更是乏善足陈，难以让现代执政理念与社会的新生事物相衔接。



中共对区分自己与西方“执政党”的差异至今没有具体说法，更看不到它计划重构政党理论。中共早就不是一个革命党，也不能够将革命文化等同为革命精神，它只能够向具有革命精神的执政党转变，或者彻底消灭政党这种政治组织，但后者将产生更大的震动。中共不可能因为理论障碍而止步不前，但要求中国政治复归到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避免诸多的认知障碍和法理挑战，它显然需要作出理论的回应。

扎实改革 建设权利制约的政治体系



根据中共最新的理论说明，政治改革不是要改掉中国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不是要走资本主义的邪路，也不是要走专制主义的老路，而是要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新路，改革具体制度的不合理成分。中共这样细致地澄清改革的边界，显然是对外界呼吁其推进政改的回应。这些呼吁是过去三十多年各个阶段党内外提出政治改革要求的一次较集中爆发，温家宝总理就曾经多次提到这项工作。



对不少倡议政改的人来说，其目的是希望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建立制约中共权力的手段，甚至不惜放弃一党制。对于中共，政治改革的主题是提升执政效率和提高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但它不等同于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改变为西方模式以及建立多党制。根据某些人的观点，这是两条平衡线，双方永远不会找到交汇点。



中共的政治改革有过成功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惨痛教训。在革命期间，通过多次政治改革，贯彻党内民主，建立党的统一战线和外部监督，中共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期盼的新中国。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表现出相当难得的雅量自信，海纳百川，让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呈现了生气蓬勃的气象，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则以相反的形式将上述成果毁于无形。从此以后，中共的专制越发严重，直至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悲剧发生！



如果说邓小平之后的两位领导人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在政改上大有作为，那么作为一位在完全不同历史背景和政治现实走上总书记岗位、而且不应该有历史包袱的习近平，是否又能够有魄力承托政改的重担。虽然今天的中国比过往开放，民主参与程度较大，但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多元发展和人们急速增长的政治要求，中共的回应依然显得单薄。



如果十八大之后习近平不能旗帜鲜明地反对专制、消除人治，让法治和包含程序民主的体制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来自于不同利益群体，包括在城市崛起的新生一族的政治骚动只会加剧。中共已经是执政党，而且是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他有责任为中国建设一个提供权力制约的政治架构，主动接受来自体制内外的监督和约束，以此作为中国长治久安的基础。



习近平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它显然有义务为世界民主发展的多样性做出贡献。西方的政治理论并非真理，但中共必须给出自己的民主模式和理论。西方议会以及它的选任代表制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表现形式，它的前提是程序民主和社会代价高昂的多党制选举，历史已经证明它为资本预留了很大的活动空间，刚完成的美国总统大选所耗费的六十亿美元就是证明。只要继续坚持社会主义，中国就不会有这种空间。既然如此，中共必须说明什么样的民主体制是社会主义的，如何让一党执政展现其民主性。这并非只是为了回答某些政治偏见者的批评，而是必须积极建立中国的政治理论和民主机制，以应对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挑战。



中共必须对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进行检讨，推动科学的、与时俱进的改革。要十分清楚界定人大与政协不该是橡皮图章、政治花瓶，或是成为退休高官和富翁俱乐部，而应该体现为制约与平衡政府权力的政治机制，成为治国理政集思广益的政治沟通平台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手段。中共党员是否垄断这个机制并不重要，而是人民如何透过这个机制在政府作出错误的决策之前，能够起到监督的作用，在决策之后，能够起到纠正的作用。

如何完成这项任务，考验着习近平的政治智慧，检验着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同时也体现了中共是否具有接受权力制约的胸怀。



强政治吏 “士文化”取代“官文化”



官员腐败是当前中国政治最严重的问题，也是社会关注度极高、人民意见最强烈的地方。它不仅造成党群关系疏离，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而且扭曲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整体上拉低了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



腐败还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共产党是在推翻一个腐败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它承诺消除腐败，给人民公平正义。但在建国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它的贪腐程度却在向前朝回归，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这实在是一个讽刺。



据闻中共将腐败定义为虚、贪、乱、懒、奢，用人唯亲、包庇纵容、官僚主义和尸位素餐等等都也包含其中，基本囊括了官员的所有失责失职表现。尽管如此，腐败官员们还总能以不可思议的手段挑战人们对贪腐概念的最新认知，真可谓叹为观止！



中共对腐败的危害心知肚明，不可谓不重视，但反腐成绩未能让群众满意。不少人相信腐败是社会转型的衍生物，但人民更希望透过对制度进行改革，即时看到立竿见影的改变。如果中共能够对腐败采取严厉措施，获取令人信服的成绩，可以极大提升人民群众的信任，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地位。



中共非常善于抓主要矛盾，反腐就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习近平应该认识到平衡人民群众的要求、维持干部队伍的执行力、建立内部团结和官员思想统一的关键性，这也是党建的主要目标。因此在反腐方面，应该敢于施强政，甚至对越是权高位重的官员，就越要苛刻。同时，吏治不应该成为党同伐异的政治手段，更不应该成为令人惧怕的政治运动。



习近平应该清楚反腐只是手段，目的是让中共恢复曾经的革命情操，也就是说干部队伍必须认识到要从改造自己的价值追求下手，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角色才能根本改变腐败。习近平应该从历史和文化高度来处理这一问题。要铲除官吏们的腐败冲动，除了依赖制度监管和纯洁性教育，更重要的是要扭转目前的“官文化”，回归到中国传统的“士文化”中去。一个现代的服务型政府所需要的不再是官员，而是曾经服务帝王的“士大夫”，但他们的服务对象今天已经改变为人民。



开放言论 修复党群互信



中国经济的成就是以改革开放为前提，它必然营造着一种宽松的社会环境，我们相信这是中共所乐见的。随着互联网和社会多元价值的蓬勃发展，它将衍生一种全新的社会言论生态，如果中共的传统管理思维和形式不予调整，它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作为一个列宁主义政党，中共一直钟情于对社会舆论的严格管控。这反映了在它的意识深处还没有放弃革命党的斗争思维，没有做好社会自然而然出现多元意识的思想准备，部分人更狭隘地认为针对当局发表的反对意见必然来自反动的敌对势力。这种根深蒂固的极左思维虽然不属于社会主流，但却束缚着中共对社会形势的判断，让自己的价值追求难以与社会同步。尴尬的是对多元思维的约束并不意味着官方观点的公信力和话语权提升，相反，人们认为中共越来越脱离群众，它所倡导的价值观也越来越八股、越来越失去活力，这种现象在城市新生一族中显得尤为突出。

互联网放大了这种认知差距，但中共的宣传部门没有积极反思它的原因。虽然在大部分议题上，中共对社会讨论给予了较大空间，但对于稍微敏感的话题就加强管控。这种管理会激化不同群体，过去几年自由主义和原教旨左翼思潮之间的争论就是一种例子，一般民意对官方立场的批判更显得激烈。中共在历史上曾经是应对这种局面的专家，但碍于僵化的管理，相关官员已经变成一群懒汉，只知道用禁止的方式来应对，不再理解疏导的作用，陈光诚事件就是一个案例。结果是官民关系逐步疏离，对社会上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不管左右，都被推到了对立的阵营上。



胡锦涛认识到这种体制隐藏着恶性循环，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至少将非政治性文化媒体放逐到市场上竞争，客观造成思想领域一定程度的开放。胡锦涛希望在文化和媒体产业市场化的过程中做好对政治讨论和文化的管理，但社会显然对如何理解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未能达成共识。



习近平的中共必须彻底反思如何管理舆论。要知道放开舆论管理不仅仅可以帮助中共加强对腐败的监督，而且可以修复官民之间的互信，保护社会不同阶层的民主参政，让中共更科学地与社会现实衔接。要知道中国的政治文化需要积极改革，透过资讯的透明和有效开放，让群众在社会管理中加强参与的热情将有利于中共一党执政的合理性。



不管中共是否愿意，中国往何处去的大辩论必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舆论的主题，从过去几年不同政治思潮蠢蠢欲动就可以预期这场辩论的必然性。中共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非常丰富，它不可能回避这样的辩论。事实上这是经济成就获得肯定的自然发展，它的结论可能成为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政治成就。要知道将辩论错误假设为对中共权力的挑战只是教条和愚昧的反映。习近平应该顺应时代呼唤，用现代的方式去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提供更为宽松的言论环境，同时为中共的历史谱写特殊的一页。



重构财富分配 回归真正社会主义



重构公正的财富分配是中共能够继续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维持一党执政的首要前提。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搞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这个警告是以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对不患寡而患不“公”所沉淀的认识为背景，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何成功的理论基础。但中国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通过采取革命斗争手段来进行财富重新分配，也不可能回到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老路。



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可以在财富分配问题上荒废时日。中共的政治信仰、人民的朴素追求都要求中共不能将社会主义只当作口号，而是应该让人民群众产生实实在在的体验。中共必须充满危机意识，要注意到中国当前的不少问题——包括干群关系、社会冲突、极左思维和普世价值流行，甚至是薄熙来的“民意基础”等等——在本质上都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当产生。



胡锦涛时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在分配领域进行系统性调整，主要落脚点是在广大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包括社会保障改革、医改、劳动法改革，这些都是给人民带来实惠的举措。习近平需要从制度设计和思想认识上继续把这项工作推向深入，要认识到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是中共作为唯一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老百姓生活改善不是党的恩赐，相反，恰当而又科学的财富分配制度还能提升经济效益，必将换来群众的支持。



习近平要认识到政治民主的基础来自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思想自由首先是教育和知识的普及，然后是自由在文化和意识层面的建立，最后是人民对自由民主理论的科学认识。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政治民主不管是透过什么样的机制进行，结合经济上的自由，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



但经济自由并不是福利主义，更不是大多数人依赖福利来生活。福利主义表面上好像“社会主义”，其实与社会主义伦理完全背离。人的社会价值体现必然是透过参与社会物质生产大分工来实现，对于极少数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当然无可厚非，但不应该将这种对极少数弱势群体的特殊照顾泛化为对社会大众的施舍恩赐，因为这不是对人性的真正尊重，更不是人民当家做主的体现。中共的任务是要创造一个公平、公开的体制环境，让每个人通过努力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不是成为资本的奴隶。



因此，中国的问题不是无限发展社会保障，而是要不断积极改革社会劳动力成果的分配，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更为符合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物质生产结构所主导的分配体系。而且在这种结构的积极发展过程中，建立全社会对这种分配结构的思想和理论认同，使之成为社会的主要共识，更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优越性来保护。



突出人本位的经济结构转型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物质生产。这决定了习近平必须继续把改革经济发展方式，消除物质需求和生产力之间的落差放到首要位置。但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延续在过往经济轨道上的前进模式，包括将焦点放在经济规模上，而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经济发展。



首先，在发展经济规模的前提上，做好对生产资料和生态自然的“成本”管理，建立规模、效益和效率的多角度平衡。反思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成就很多是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社会普遍认同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追求更平衡的发展已经是社会共识，但究竟应该如何推进，却由于缺乏理论认识，成效并不乐观。



中国经济的思维框架本来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西方经济学背景的官员不断增加，独立思考开始受到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日深，认为我们必须配合国际形势调整中国的经济思路，这种观点局限了独立的思考，约束了中国发展自己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经济意识开始超越民生需要，经济学开始自说自话，逐步造成政府工作中的唯经济发展论，就好像历史唯物主义被说成是宿命论一样。因此，在思考新经济发展模式时，中国必须重视自己的实践经验，强调对西方理论的超越，不能只考虑经济效果，必须将经济放到更大的社会和民生体系内理解。



其次，经济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主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力低下，基本上是个农业社会，为了尽快大幅度提升生产力，中共将政策和资源倾斜到经济规模和速度上。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成就让我们有条件调整结构，但它却被理解为只是对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忽略了“目标”的调整也是改革的主要对象。以往因为资本稀缺让我们以为对资本提供丰厚回报才能发展生产力，但今天相对充裕的资本让我们意识到调整劳动收入结构更有利于社会的整体成效。就是说我们必须更积极地让资本回报和劳动收入趋向平衡，以社会效益的整体性为准则去调整经济结构。



最后，在深化经济结构的转型中要树立人的主体地位。这除了要科学认识人与资本的关系，还要认识人与科技和自然的关系。邓小平曾经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至今依然有其理论意义，但在它背后隐藏的“人”必须走到前台来了。强调科学并不是科学主义，不是以科技取代人在物质生产中的能动性。西方经济理论不断强调资本积累，为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人在生产中不断被机械所取代，甚至到了主次不分，资本让机械成为超人，人要服侍超人的地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的异化在资本主义最为凸显，也说明了为什么人重新驾驭科学技术应该成为经济结构转型所必须考虑的议题。因此，对习近平而言，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应该是为了强化人在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提升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建立以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认识。



打破强权政治 构筑新国际观



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恢复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理所当然的。包括印度、巴西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自己的经济，满足人民需要，建立与自己人口体量匹配的经济地位，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要在习近平任内完成这项任务，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经济上重上世界领先位置的证明。从更远的历史看，中国的崛起将彻底解构工业革命四百余年来的世界格局。



要实现上述转变，习近平必须建立一套与这种转变相匹配的新型国际观。首先，新国际观的核心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在国际关系的认识中也具有同样的指导意义，它是消灭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根本前提，是建立和谐世界的基础。当年毛泽东的“三分世界”理论让中国能够在两极世界中找到平衡，而且成功摆脱地缘政治的制约，积极拓展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在今天，中国可以从这套理论中继续寻找指引，还要超越它的时代局限，从积极推动第三世界的团结，转而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帮助第三世界发展经济。借着世界经济版图的重构，培育和平的土壤，平衡中国崛起对一些国家构成威胁的谬论，同时为世界多元发展提供助力。



当然，积极参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建设不等同于以往西方列强对弱国实施商业扩张的殖民主义。它必须以国与国之间公平开放的经济协作为主，民间资本以市场主导的商贸合作为辅的组合式经济发展模式。前者的重点是长期投资领域，如基础设施或大型资本的基础工业发展，后者是经济利益较快实现的轻工或服务行业；前者可以是长期低息贷款和较低回报率的大型股权投资，后者是小型高回报投资和商贸合作，政府还可以利用税务和关税优惠扩大这类合作的范围和吸引力。



其次，中国新国际观应企图重构以西方价值和权力结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目的是要建立平等和相互尊重、多元多极的国际社会组织形态，以便支撑国际现实的转变。以往的国际秩序就是霸权强权国家的轮流坐庄，而这次变革应顺应全球治理的革命性转型，搭建一个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包容发展、有序发展的国际体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自主决定本国事务和参与国际事务。任何国家都无权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中国崛起所寻求的就更不是这样的权力。



中国既没有依仗军事实力进行掠夺的历史，也没有图谋建立自己势力范围的前例，在习近平时代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作为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即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我们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去批判认识今天的国际体系，从如何保证霸权强权无法这是中国的历史使命，也符合中国一直以来对和谐世界的期许。



最后，新国际观的基础就是能够透视国际关系的新思维和新文化。它的具体目标就是改造以权力和霸权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文化和价值追求，打破原来的权力规则，在再平衡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文化和价值重构。中国仍应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要对象和主体来推进这个计划。



几百年来国际关系基本都是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进行调整，强权政治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中国必须反对这样的传统。虽然中国必须同样以实力说话，但却要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超越“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的大国发展老路，为国际关系的变革提供新思路、新理论。



贤明政治家的时代要求



中国传统政治是建立在王道思想之上，对帝王的要求以尧、舜、禹、汤、文、武为标准，连汉武帝、唐太宗都攀不上，不可谓不严厉，但为什么宦官外戚的专权依然是历代王朝衰败的原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制度约束的文化和意识，也就是儒家思想的迂腐八股，加上家庭氏族传统的糟粕在文化里起着重要作用，皇亲国戚滥权便显得顺理成章。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依靠农民革命建立新中国，一直以推翻封建传统为己任，对领导者的要求不能比封建时期还低。然而，中国虽然脱离了帝王将相的时代，还发动过两次革命，但这个国家的领导者还是对制度和法律制约认识不足，未能够让封建帝王意识从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里彻底消灭。毛泽东就做过一些努力，自己的儿子毫无“太子”习气，以身作则，奔赴前线，最终在朝鲜牺牲了。但就算这样，毛在晚年依然被帝王意识所征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让中国经历了沉痛的十年。刚上任的习近平是否认识到自己在中国“去封建化”的历史过程里将要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让这个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真正展现一种现代文明？



习近平是中共第一位建国后出生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一位博士。他年初访美期间，人们普遍认为他的表现恰如其分、大方得体，很好地反映了一种民族自信。可能不少人高度认同习仲勋老先生的政治风骨，在风云变幻中能够站稳脚步，不惜牺牲一己荣辱，仗义执言，因此对他的儿子也多了几分支持。其实，这个民族不断在渴求能够出现另一个政治“强”人，展现一种文明“强势”，让这个国家重新看到一个斯文儒雅的新社会。但这是否能成为一种现实可行的预期，却关乎习近平的表现，这里所说的就是他的个人操守和持“家”之道。



很少有人会怀疑习近平是否是一个贪官，也不会轻易将其与腐败联系起来，但我们无法不担心他的亲朋好友借用他的地位谋取私利，甚至是不法利益。近期有关中央领导人的传言，包括习近平直系亲属的故事言之凿凿，社会担忧显得合情合理。虽然多维新闻曾经亲自了解，并确保了习近平的清廉声誉，但如果未能制约自己周边的人奉公守法，独善其身也无法服众。试想，人们如何相信作为几乎拥有所有权力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无法制止这样的腐败行为？在这个依然拥有专制能力的国家，对自己的家人“专制”一下，要求他们远离商场和资本实不为过。对于习的家人来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必要的“牺牲”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立足，树立发展、合作、均衡、共赢的国际秩序新理念。

回想当年习仲勋老先生落魄时的委屈，世态炎凉，门堪罗雀，今天就更应该审时度势，衡量轻重。



现代的中国必须以文明立国，文明的起点应该是政治和生活文明。而在这个古老国家，文明的基础从来就是建筑在国家主导意识之上。习近平的重任正是因为在中共一百周岁和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历史转折点上，历史和人民对他如何领导中国实现这个伟大愿景赋予了极大的象征意义。如果习近平能够以一已之德行承载中国的复兴，历史将以无限的荣耀来回报；相反，如果他为了一己之私利而玷污了这项功名，历史也必将做出恰当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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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十大挑战是习近平带领中共面对未来的历史任务。如果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革命的民族，那是因为它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蹂躏得太久；如果这个民族曾经有追求理想的冲动，那是因为它数千年来都是知书识礼。不少人曾经说中国这条巨龙是被鸦片战争的炮火所唤醒，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中日甲午战争和日军侵华让中国人不再允许自己继续埋头逃避，必须勇敢承担保卫和建设自己家园的责任。中国的有识之士、中共的几代前辈，百年来一直为着振兴中华前仆后继。中国的经历并不特别，任何一个伟大民族都必须体验历史的跌宕起伏，不然又如何对它的伟大有所认识。



中共的十八大让习近平在以后十年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领导这个国家度过这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它的必然。“偶然”是因为历史从来不依据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发生，却告诉我们命运将会被改变，就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天翻地覆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的再次崛起，而习近平恰好此刻成为新一代掌舵人，顺势而为，加力推进，护持百年强国梦的最终实现。“必然”是因为这个十三亿人口的文明大国又怎么可能长期雌伏在他人的背后，让浮浅和狂妄肆意改写人类的文明标准。习近平要作为这个生生不息伟大民族魂魄的象征，在这崛起的最后一公里以雷霆万钧的气势，承前启后，排除万难，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殷切期盼习近平能够深孚众望，以一位伟大政治家来要求自己，回报历史所赋予他的机会。



来源：多维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