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当年究竟有多腐败

国民党当年究竟有多腐败


世人皆知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异常腐败。但对其具体如何腐败，却往往不甚了解。

本文拟从党、政、军三个方面，对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腐败做一个立体化的介绍。

党：地方各级党部无实权、没有钱、不管事



如果把“腐败”限定为狭义的“贪腐”，那么国民政府在“党”这个方面，因其地方各级党部力量异常薄弱、地位异常低下，其实并不具备大规模“贪腐”的条件；但若把“腐败”的定义扩大到“不作为”、“反作为”的程度，那么，国民政府在“党”这个方面，因其地方各级党部几乎毫无作为，可以说是非常“腐败”的。

1939年前：党员数量很少，地方党部“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当地任何政务”

虽然国民党于1927年开启“训政”，自命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但其党员数量，却并未因其对政权的掌控而高速膨胀。就国民党国内普通党员数量而言，1927年4月的统计数据是约60万；稍后经血腥“清党”，1928年3月的统计数据是约22万，到1937年1月的数据统计，仍不过是52万余人。1935年，国民党党员与全国人口的比例为1：990；与之可以形成对比的是，1958年，同样建政8年有余的中共，其党员与全国人口比例为1：52。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其“党力”之薄弱，由此可见一斑。地方党部建设层面的数据也能说明国民党“党力”之薄弱——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已成立了7个年头，但仍只有不足40%的省份建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只有不足17%的县，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直到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豫、皖、闽、云、贵、川、陕、甘、宁、青、新等省区，连正式的省党部都没能建立起来；其余如山西省党部受阎锡山排挤，直到抗战中期才恢复；山东省党部被韩复榘迫入地下活动，直到韩被处死才得以恢复；东北、华北地区公开的国民党组织活动则几乎销声匿迹；两广地区党务，则在桂系及胡汉民等人的操控下自成体系，完全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至于县以下的农村基层社会，则几乎见不到国民党党组织和党员的身影。这样的数据，除了说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党力”非常薄弱，国民党对民众严重缺乏吸引力之外，从腐败问题的角度，还说明国民政府在“党”这个层面，“腐败能力”相当有限。

党政分开原则，进一步削弱了国民政府在“党”的层面的“腐败能力”。按照国民党训政制度设计者胡汉民的理念，“党部断断不能干预行政。因为干预行政，政府、党部就变成了双重衙门。党部的责任只在深入民间，去指示人民、领导人民以辅佐政府之不及。”在1928年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也明令“党员党部决不能直接干涉或处理行政”。这种党、政分工非常特别，譬如地方自治，按上述分工，办理地方自治的具体事务，是政府的工作；宣传鼓动、使人民懂得自治的道理，则是党部的责任。换句话说，各级党部应该充当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而不应该成为“衙门”，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地方基层党部连招牌都不许悬挂，以免给民众造成党部也是一个官府机关的坏印象；各级党务人员也都不算公务员。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很难合拍，胡、蒋诸人希望各级党部远离行政权力，但党务人员却没有深入到底层民众中去的觉悟，而是只想着与政府抢夺地方行政权力，蒋、胡等人的理想最终沦为幻想。自国民党1927年执政以来，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争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至于蒋介石沉痛感叹：“这是本党十几年来无事可成的一个最大的原因”。但至少在国民党中央这个层面，针对地方党政纠纷而谴责的对象，往往是地方党部。故而，在行政权的争夺上，至晚到1931年，地方党部已不敌地方政府而最终败下阵来。到1934年，已有地方党务人员在《中央党务月刊》上刊文，愤怒声讨“一党训政”的有名无实：“岂知三数年来，本党名为训政，实无殊于退听……各省市县党部坐拥虚位，毫无实权，绝不能过问各当地任何政务，偶一置喙，诽谤随之。”

从薪俸数据上也不难看出地方党部的地位之低下，抗战爆发前，一个省政府委员的月薪是500元，外加办公补贴，可实得一两千元，而一个省党部委员的月薪则仅有150元，办公补贴则近乎为零；一个县长的月薪为250-300元，一个县党部书记长的月薪则只有40元。抗战爆发后，待遇悬殊有增无减，如1941年，云南省政府委员的月薪为560元，而省党部委员会的月薪，仅170元。以至于“县党部的委员，天天相当县长；省党部的委员，天天想当省政府的委员”，社会上亦流传“学而优则仕，学而不忧则党”的说法。权力悬殊、待遇悬殊，人员编制自然也很悬殊，40年代一个省政府的员额编制多达五六千人，而一个省党部则一般只有数十人，多者亦不过百余人。 [详细]

1939年后：党员数量暴增，党员素质暴跌，地方党部依旧很穷，地位依旧低下

据1939年的统计数据，战前的52万普通党员，因战争的冲击，已只剩下28万余人（1940年，中共已有40万党员）。为挽救濒临崩溃的党组织，国民党决定开始大规模吸收新党员。1939-1945年间，国民党普通党员平均以每年30万-40万人的速度增长，至1945年，已增至264万人之多。同时，其组织建设也得以强化，据国民党中组部的统计，到1945年底，全国29个省都建立了国民党的正式省党部，县级党部从1939年的1128个增长到1992个；区党部由1939年的546个增长到9397个；区分部由1939年的13188个增长到78681个。换句话说，此一时期，国民党的党组织触角，貌似已经大规模地深入到了县以下的基层社会。

但也仅仅是“貌似”。国民党党组织的延伸，依赖于党员数量的暴增；但党员数量的暴增，实际上是以党员素质的暴跌为代价的。此一时期，国民党中组部每年下达党员征收数量指标，如1940年给后方18省的征收指标是178万新党员，但到上半年结束，18省仅征收到14万人。如此高指标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各种不择手段的滥竽充数。中央稍好一些，如蒋介石1939年训令全国所有公务员一年内必须集体入党，否则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到了地方，则是各种手段五花八门，如邢台以发粮食为饵引诱穷人入党导致某些地方全村都是国民党；直接拿保甲长的花名册填写上报、把学生年龄增加10岁集体入党、甚至直接闭门捏造名单上报，在当时都是极普遍的现象；以至于许多人直到49年后才知道自己入了国民党，才不知道自己成了国民党基层党组织的干部。更荒唐的是，扩张到最后，连国民党中组部也搞不清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了，1942年中组部任命周天贤为湖南省党部委员，结果被人告发周根本不是国民党党员；1946 年国民党中央郑重决定“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决议下发后，中组部却发现宗根本就不是国民党党员。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1945年所谓的264万国民党党员，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正如1946年湖南的一位国民党代表公开抨击的那样：“近年来，下级党部吸收新党员，每因限于上峰规定之数目必须如期征到，往往浮缴广收，滥竽充数，结果腐化分子得以趁机潜入，不仅对党毫无贡献，反使社会优秀分子以加入本党为耻。”而各级地方党部依旧留不住真正的人才；依旧非常穷——某些县市党部每月的办公费仅够支付邮费一项开支；而一般的区分部每月经费，则仅相当于两块烧饼的价钱；依旧地位非常低下；依旧毫无组织能力，“号称数百万党员，……但大多数是挂名党员，平日决不发生任何组织上的联系”，据1942年的统计数据，70%的区分部连定期开会都做不到。

政：用人全靠裙带，官吏普遍贪腐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号称“一党训政”，但如前所述，“党”实际上既无力“训”民众，也无力“训”政府。较之“党”层面的“无力腐败”，政府层面的腐败，自始至终都异常凶猛。

用人“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

1939年以前，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始终不占主导地位。如1929年，国民党党员在中央机关公务员中所占比例是36.3%；1933年只有22%。再如1929年，南京市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仅10.9%；1930年上海市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仅17.2%；同年，江苏吴县政府公务员中，国民党党员比例仅8.8%。1939年，因中央机关公务员被蒋介石一纸命令强制集体入党，国民党党员在中央机关公务员中所占比例提升到45%，1941年又升至64.4%，但这些高数据显然没有什么意义，国民党党员自始至终未能控制各级政府；而且越到基层，其控制力越弱。即便是县长这般重要的地方一把手，国民党党员所占比例也不算太高，193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湖南各县县长只有49.3%是国民党党员，湖北各县县长是国民党党员者也不过61.4%。

党员无力垄断政府内部的各级政治资源，与国民政府的用人制度密切相关。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曾抱怨说“党人只能办党而不入政途，已属畸形”，而蒋介石则多次批评党内同志“不应专为猎取政府中的高位”。不让党人垄断政府，固然是好，但国民政府精心设计的用人制度——考试院——实际上并不能发挥作用，政务官不归其任命，事务官也不归其选拔。前者控制在蒋介石个人手中，后者则控制于各部门和各机关的主管之手。政府各机关的用人，完全靠裙带关系。1936年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的何廉对此有切身体验：“院中大小官员的任免几乎都是通过个人关系来解决的。尽管在考试院的督导下，实行着一种考试制度，单大小官职都不是通过这种制度来替补的，要有也只限于那些比较低微的职衔。……考试院对任何人推荐的任命极少否决过。”

这样一种用人环境下，主管官员一旦卸任，新人上任，下属官员也必然随之大换血，“不问党不党，才不才，只问亲不亲，派不派”。裙带之风盛行，卖官鬻爵也随之而来。据《唐纵日记》记载，1932年河南省安阳县县长舞弊被民众告发。省主席刘峙提讯，指责其贪污应该治罪。县长回答：“县长是由钱买来的，若不弄钱，岂不蚀本？”并取出其省政府秘书长张廷休收条一纸呈上。刘峙问张“有无此事？”张说“姨太太手中有账可查”。刘亦无奈。此类事件，当时可谓比比皆是。

政府官吏普遍贪腐，蒋介石“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

国民政府官员的腐化，是从1927年建政开始的。外国人乔治•索凯尔斯基1928年观察到：“那些在革命前连一个小钱都没有的穷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他们在首都市区建起了漂亮的住宅，用轿车按送子女上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少生活优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娱乐生活死气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适生活。他们在上海的租界里盖了房子，在那儿呆的时间很长——‘周末’常常从星期五持续到下星期二。”1930年，《大公报》刊文尖锐批评国民政府，认为其当务之急不是剿共，而是在全国范围内惩治一万名贪污的文武官员，可见此一时期，国民政府官员的贪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愤了。到1944年，国民党人赵和亭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说：“山西十几个县里从一月检举，就查出一千多件贪污案子。山西一隅如此，全国各地合计起来还了得！”基层贪腐之普遍可见一斑。

为治理贪腐，国民政府于1931年建立了监察院。但执行情况却令人失望，自建院至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涉及贪官污吏69500人，其中仅1800余人有起诉书，这1800余人中，仅268人被判断有罪，这268人重，仅13人被罢官，41人受轻微触发，其他人未受任何处罚。出事官员往往以调至外地继续任职而告终。甚至于即便是蒋介石个人，也无法运用自己的独裁权威来惩罚贪腐。1944年，国库局局长吕咸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为名，获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批准，由国库局员工以“官价”购入5千余万元“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简称“美券”）。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价已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同人却仍可以20元低价购得。5千余万元美券，市值125亿国币，就此被国库局少数“同人”私吞。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首先孝敬孔祥熙美券350万元，其后，又用以票换票、买空卖空的办法贪污美券近800万元。两项合计，共1150余万元，折合国币约26.47亿元。这起轰动全国的“美券贪腐案”，让蒋介石极度震怒。但震怒之余，对贪腐之源头孔祥熙，却是毫无办法。蒋在日记中给孔祥熙的评语是“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又在日记中痛骂孔祥熙拒不认账百般狡辩实在无耻：“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乃至最终觉得“此人之贪劣不可救药，因之未能午睡”，到了如此地步，蒋介石还必须指示此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政府的全方位腐败已经完全绑架了这个政府，即便是最高领袖蒋介石，也无力扭转这一趋势。抗战胜利后，政府官员这种全方位的贪腐更加剧烈，尤其以变“接收”为“劫收”最为典型，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魏德迈来见，告我以中央派往华北人员之如何贪污不法，失却民心，闻之惭惶无地，不知所止。”其无可奈何可以见一斑。

军：经商走私已成常态，空额索贿变本加厉



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只要集中在两大块，一是军队经商；二是军队走私。与这二者始终相随的，是军队将领当中泛滥成灾的中饱私囊，用蒋介石的话说，是“尤以高级将领，凡军长以上者，几乎多是贪污……”

军队经商走私：“借口合作社名义来经营商业，……各战区都不可免”

民国军队经商，自北洋时代就有。但真正普及，则是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允许、倡导成立“军队生产合作社”之后。“军队生产合作社”，类似于古之屯田，是当时国力不足而抗日必行下的无奈之举，目的在于改善士兵生活。其内容包括耕种、加工农产品、制造衣袜、被褥等日用品、以及劳务输出（如修筑公路）。与“军队生产合作社”相配套的，还有“军队消费合作社”，该组织成立的目的，是“避免中间商人的榨取，直接向生产者批购货物，分配给社员”，简而言之，就是各部队筹集资金，成立专门组织，谋求以最合适的价格为士兵购进改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但结果与初衷相反。按国民政府的本意，军队办合作社，非为牟利，而在改善士兵生活。但绝大多数军队对参加生产毫无兴趣，对采购士兵日用必需品业毫无兴趣，而纷纷以“军队合作社”的名义投入到经商当中，尤其是到了抗战中后期，军队已然普遍经商，其经营货物，大多与改善士兵生活无关，而纯属为了牟利。对此，蒋介石深恶痛绝，在1942年9月9日痛批道：“来我们提倡军队设立合作社的原因，为改良官兵生活，这种良法美意应该推行尽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现在我们军队当中竟有借口合作社名义来经营商业，仅作为营私舞弊的渊薮，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带交通冲要的驻军为甚。……现在军人经商的流弊恐各战区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长官与总司令严切取缔与禁绝，如有经营商业贩卖仇货的，一律视作通敌论罪。”

与军队经商相生的另一弊病，是军队走私。这些走私，也往往以“军队合作社”的名义进行。其扰乱当地正常商业经营相当严重，如1936年江西公路营运专员熊大惠曾制定过一份《整理江西公路营运管理计划》，其中明确说到须取缔军队消费合作社私运货物：“本省各驻军队，多有消费合作社之设，其原意本良佳。但迩来时有私运货物闻，影响本处正当营业殊甚，故为维持本处营运业务计，实应呈请省府，转咨各军长官，严饬所属消费合作社，嗣后不得再私运货物，致妨本处营业之进展也。”但军队走私的问题，莫说江西省政府管不了，即便是南京中央政府，也是没有办法。当时军队参与走私的，多是一些大宗的国际走私货物，输出以桐油、水银、矿砂为主，进口则有香烟、鸦片，往往与前线驻军联结进行。曾任远征军高级将领的陈诚在遗稿中就说到，云南各地驻军不仅经商走私，而且聚赌，吸食鸦片，盗卖军械。可见，军队的这类商败情形，国民党军政领导机关全然了解，只是无可奈何而已。有的还要从下属经商走私中分肥；如此上下勾结，形成恶性循环，顽症终难除去。国民政府虽在政策上压力打击走私，但在行动上却少有作为，1939年11月18日，孔祥熙向中央转报马鸿逵公开包庇走私，内称：军阀马鸿逵曾召集宁夏商会负责人秘密指示：“你们别看我出的禁止走私布告，因为那是中央的命令，我不能不这样。实际上，你们还是可以照常走私，因为如果停止，别说兰州的要人太太们没有用的，就是我的军队也没有办法。”

吃空额索贿赂：“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枪）领不到”

“吃空额”是历来军队的顽疾，国民党军队也不例外。其通常情形是：由上级默许各部队虚报兵额若干，通常连长可报两人，营团长依次加倍虚报，各部队军官空缺后可按情况不同缓报一二个月，其薪饷即由主官截留。抗战后期，吃空额现象已相当严重，此一时期，军队一个师一般只有6700人，但领军饷时都报足额1万人，虚报3300人的空额军饷大部分就落进主官腰包。对这种情况，蒋介石本人知之甚详，他在1941年12月9日说：“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尽知之缺点。各级层层蒙蔽，至有一师之中缺额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故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作半师之用，及至事后申报战役经过则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

索要贿赂同样横行，如李宗仁回忆：“军队需要补充武器弹药时，也必须向上级官员和兵站行贿才能得到补充。杂牌部队，尤其如此。若不行贿就一点得不到补充。即使蒋介石批准补充一批械弹，兵站仓库官员也要勒索贿赂，没有贿赂，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因此，有些部队长官就千方百计贿赂兵站甚至侍从室官员以获得武器弹药，保存实力。如第5战区新编王认曲师，获准得新枪1000支，就卖掉200支，以所得款贿赂兵站仓库官员。而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赞绪，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领不到。”

参考资料：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上海书店出版社；易劳逸《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

结语

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的腐败究竟有多严重？蒋介石应该最有发言权。1948年11月24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其绝望之情，可见一斑。



作者：杨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