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列练 习近平的青春岁月

基层列练 习近平的青春岁月


11月7日下午，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革命老区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老支书梁玉明正在客厅收看中共十八大首场新闻发布会的直播。

客厅墙上挂着5张装裱好的照片引人注目，其中一张已经泛黄的七寸黑白照片，是14名身穿中山装的年轻人合影，时任梁家河大队（今梁家河村）支书的习近平坐在正中间，面带微笑，神情坦然，那一年他22岁，右边坐的是年龄长他9岁的梁玉明。

1975年10月7日，习近平离开了下乡插队7年的梁家河大队，回北京到清华大学读书。梁家河大队13名村民开着队里的手扶拖拉机将习近平送至县城，照了这张合影照片，这是村民们第一次照相，至今这张照片还保存在村民的家中。

7年后，习近平再次从北京出发下基层。这次，他的身份已换成了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次年升为正定县委书记，直至1985年离开正定，前往中国东南沿海更为发达的经济特区厦门担任副市长。

从梁家河到正定，习近平在基层度过了11年的岁月。他从梁家河出发，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中国政坛的最高位。

2012年深秋，本报记者走访了梁家河村、正定县，探寻习近平在基层的成长轨迹：中共元老习仲勋之子，少年时遭遇文革下乡插队；青年时放弃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的职务，申请去管理当时贫穷的河北省正定县。

他嗜书如命，每日读书至深夜；他挑粪、拉煤、打坝、种地，经历过最穷苦的生活，却将其视为珍贵人生财富；他待人谦和，踏实肯干，思想意识超前，这些待人处事的品格，成为他以后走向国家领导人岗位的优质"种子"。

响应号召 赴延安农村下乡插队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提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国立即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在此浪潮中，有将近三万名初、高中毕业生到延安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延安对当代中国人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这个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中心地带、远在夏朝就有村镇的城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中，成为无数先辈心向往之的"革命圣地"。位于延安市东北部80公里的延川县，是伏羲故里，从隋朝开皇三年设县至今，已有1400年历史。

如今，在延川县中心广场位置，有一个石刻的文化长廊，记录着知青到延川县下乡插队的相关资料：其中一块石刻上写着："1968年12月28日至次年元月3日，两批共2100余名北京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上山下乡，来到延川县关庄、文安驿等8个公社、56个大队插队落户。北京知青给延川带来都市人的文明气息，产生了深远影响，经过了多年山区农村艰苦生活的历练，他们多数大有作为，成为社会精英甚至国家栋梁。"

从延川县沿210国道向西南方向驱车约10公里，可至文安驿镇。这里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在秦代的时候，都城通往北方包头一带的"高速公路"（秦直道）就经过文安驿。文安驿镇往南的深山沟里，沿着一条柏油小路继续前行五六公里，便可抵达梁家河村。

习近平等15名北京知青被安排在这里插队。时任大队支书的梁玉明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他们的场景："当时我放下地里的农活，赶回村迎接他们。他们只是一群十六七岁的娃娃（孩子），习近平更小，才15岁。"

梁家河村民巩振福也依稀记得，第一次见到习近平时，"他穿着一个黄大衣，皮肤白净，很懂礼貌，爱笑。"

到达梁家河大队后，其中9名知青被分配在一小队，习近平、雷平生、王跃生等6名知青被分配在二小队。梁玉明将他们分别安排在农户家里居住，习近平刚开始住在二小队村民张青远家一间闲置的窑洞里。

挑粪种地 很快适应了农村生活

从现在的梁家河村委会大楼继续向山沟里走一两百米，沿着沟边的狭窄小路拾阶而上，便来到一户荒废已久的农家小院，这里便是张青远的老家，家里有三间土窑洞，习近平曾在最右边的那间窑洞住过一年多。

如今，窑洞年久失修。

“住土窑，睡土炕，吃玉米团子（窝窝头），刚到梁家河村的知青们并不习惯这里的生活，多有抱怨之词，”梁玉明回忆，习近平却从不抱怨，很快适应了农村生活。

“刚来时，习近平干活很慢，劳动总不过关，” 但梁玉明记得，他很聪明，很快就学会了各项技能，锄地、割麦子、打坝、修梯田、除冰……，样样精通，忆起40年前的场景，70岁的老支书抬起爬满皱纹的黝 黑的脸，笑了笑说：“那时候穷，穿衣服经常破破烂烂的，总会弄得一身泥。但他干活很厉害，个子高，手法快，十七八岁的时候，从山上往下用扁担挑麦子，一次 能挑两大捆100多斤，非常能干。”

梁玉明点了一根烟，继续说，他在农村里可受苦了，秋天收完庄稼后，冬天需要打土坝，在冰川上清理冰。他当上支书后，还带领村民打了三四个大坝，白天干完活，夜里还要加班开会，很劳累。

习近平与“房东”张青远一家成了关系亲密的好朋友。2002年，张青远因病去世。在延川县城的家里，张青远的妻子刘金莲忆起旧时场景，感慨颇深。

回忆起艰苦的生活，刘金莲沉思了一下，接着说，习近平当时干活特别卖力，挑麦子的肩膀都被扁担磨破了，他也从不抱怨一声。“有时他还帮我照看娃娃，经常背着娃娃去地里干活。”

不仅踏实肯干，习近平的好人缘在村里也是出了名的。

说起习近平，梁玉明总是赞不绝口：习近平人缘特别好，从没与人红过脸。他知识广，不仅经常帮队里干部出主意，有村民吵架了他也会去讲道理，调和矛盾，“记得有一次队里有两个人在村头吵架，习近平急忙赶过去劝架，说，有矛盾沟通一下不就好了嘛。”

比习近平大3岁的巩振福常与习近平一起上山干活，他记得，那时候村里生活很困难，平时只能吃糠窝窝，而村里给知青们吃的是白面馒头。中午休息时，习近平便“把自己的白面馒头分给乡亲们吃，然后与我们一起吃糠窝窝”。

后来，习近平搬到村民吕侯生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几年便住进了村里给知青修的公窑。

村里条件艰苦，一年后，与习近平一同下乡的知青们陆续找机会回了城，只有习近平和雷平生两人一直呆在这里。1974年，雷平生也离开了梁家河村，现在是北京协和医院药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导师。

嗜书如命 每晚挑灯夜读至深夜

“爱读书、好学习”的习近平给村里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如今，在张青远家废弃的窑洞里，放着两个已长满铁锈的沙发椅。“习近平总是坐在这里读书”，刘金莲说，习近平爱看书，几乎到了“手不离书”的地步，走路时在看书，山里劳动休息时也在看书。

刘金莲说，“那时候村里还没通电灯，夜晚点煤油灯，他每晚坚持看书到深夜。有时张青远半夜起来给牲口添饲料，看到他屋里的煤油灯还亮着，便隔着窗户喊一声，‘近平，睡觉吧’，习近平总说，‘睡，你们先睡吧’。”

巩振福依稀记得，习近平住的窑洞里有很多书，比如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鲁迅著作等。“他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读书计划，每天坚持，一边看书一边做标记。有一次，吃完晚饭我去他屋里串门，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书翻看，习近平连忙说：‘你别动，书上我都标了记号，你一翻就乱了。’”

梁玉明说，当时这个小伙子让他我很吃惊，别看年龄小，却很有毅力，每晚坚持看书，懂得特别多。“白天在山里劳动已经很累了，但他却从不嫌累，晚上边吃饭边看书，吃完饭又要看书，经常看书到半夜12点。”

慢慢地，梁玉明与这个爱读书的年轻人成为了好朋友，经常到习近平住的窑洞里串门，拉家常。“我记得他住的地方有很厚一摞书，我当支书时，有很多政策上的问题我不懂，便请教习近平，他来帮我分析问题，还建议我多看书，好好学习农村的政策。”

当大队支书 修建陕西第一口沼气

公开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曾说：“我是在延安入的党，是延安养育了我，培养了我，陕西是根，延安是魂，这个都要用一生来报答。就像贺敬之那首《回延安》的诗里所描绘的：我曾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梁玉明是习近平的入党介绍人。这位“伯乐”说，他早就发现习近平能力比一般人出众，便开始慢慢培养他。习近平本人表现好，踏实肯干，有想法，团结干部群众，因此才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让习近平入党，梁玉明让他写了两次入党申 请书：第一次是1973年6月，梁玉明将入党申请书报到文安驿公社，结果因其父习仲勋在文革期间被打倒而未被批准；1973年9月，文安驿公社来了一个新 支书，梁玉明又将入党申请书递上去，“新来的白书记思想解放，当即就同意习近平入党，并说这是好现象。”

1974年1月，习近平正式入党。随后还当上大队支书。那个冬天里，习近平带领村民大搞农田建设，打坝、修梯田、建沼气池、打大口井，除此之外还到公社去拉煤，供第二年村民做饭取暖用。

今天，梁家河村口依然立有一块碑，黑色的石碑上刻着“陕西第一口沼气”，沼气池被盖上了石板保护起来，旁边的墙上画着一幅宣传画。画里，村民和知青簇拥着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年轻人手指向前方，眼神坚定，两旁写着红色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据梁玉明回忆，1973年，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一些农村在搞沼气，用来做饭、照明，既方便，又廉价。几天后，习近平到公社里请了假，自费跑到四川绵阳实地考察沼气池建造技术。

20多天后，习近平回到了村里，给村民们讲述沼气的好处以及修建的方法，但村民们并未接触过“沼气”这个新鲜事物，听得云里雾里，习近平便决定先建好第一口沼气池，之后让村民们学习，为此他还在村里培训了一个技术员。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梁家河大队家家户户开始修建沼气。到1975年，全村已有沼气池60口，基本解决了村民做饭、照明问题。

巩振福至今还记得当时家里修沼气池的场景：院子里先挖了一个大坑，用水泥粉刷，再将粪和水放在里面，密封好，“没多久就有了沼气，通到房间里做饭，照明。”这件事在陕西省引起很大轰动，1975年8月，陕西省沼气现场会在这里召开，习近平代表梁家河大队做了介绍。

当年，习近平还带领村民在村头打了大口井，为村民们提供生活用水。记者在梁家河村头见到，昔日的大口井如今仍在使用。2008年，政府投资45万元将老井重新翻修，并在井上面修建了一所小房子，防风防沙。

不忘乡恩 重返梁家河看望乡亲

1975年，在梁家河大队全体村民的推荐下，梁玉明向公社写了一封推荐信，推荐习近平到清华大学读书，由于习近平在梁家河村的突出表现，顺利被清华大学录取。

1975年10月初，村里人给习近平开了一个欢送大会，巩振福回忆说，当时全村300多人都参加了，大队里宰了一头羊，大家聚在一起吃羊肉，拉家常，欢送大会开了好几个小时。

1975年10月7日上午，300多位村民排了很长的队伍给习近平送行，很多人舍不得分别，伤心地哭了起来。后来，包括梁玉明、巩振福在内的13名年轻人，开着拖拉机将习近平送到延川县城。

到县城后，大家在一起吃了散伙饭，并在老乡吕能生家里借住了一宿。第二天，他们一同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每人拿了一张合影照。那是他们第一次照相。这张合影，至今还被大家保存着。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巩振福眼眶有些湿润：“那天晚上，大家彻夜未眠，你一言我一语地拉家常，习近平说，以后有机会一定再回到这里看大家。”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一直关注着这里的乡亲们。巩振福说，习近平担任福建省领导后，接到吕侯生的一封信，说他的腿出了问题，在当地治不好。习近平便让吕侯生到福建，自己花钱为吕侯生看病，虽然腿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但这些帮助让吕侯生终生难忘。

习近平给梁家河村民的诺言也于1992年兑现。时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挨家挨户看望了乡亲们。他给贫穷老人发了抚恤金，给孩子们发放新书包、文具盒，还给每户人家送了一个带有“公鸡打鸣”的闹钟，提醒孩子们按时起床上学。

刘金莲回忆，2001年丈夫得了重病，习近平得知后来信说让张春远到福建去看病，可张青远坚决不肯，怕打扰他。2002年刚过完春节，丈夫因病去世。

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家里条件好了起来，刘金 莲搬到了县城居住。2007年春天，她给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写了一封家信，问候安好。20多天后，习近平的回信寄来了，信中写道：“刘金莲同志，您 好！来信收悉！感谢您的挂念，我也十分想念您们。当年我住在您家期间，您和家人给予了我很多关心和帮助，这些年来，我们虽然联系不多，但我们的友情常在， 得知您生活很好，我很高兴。祝您和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多年后，习近平仍在许多场合提起对延安的感 情，并称梁家河是第二故乡。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参加陕西代表团审议时说：“我是1969年1月去的，1975年10月离开陕西，这一段 时间就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可以说陕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历历在目，现在有很多思维行动都和那时候有关联，贺敬之的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就 是）这样的感情。”

梁玉明如今住在离村委会不远处的一个新修的小 院里，房子由砖瓦水泥修葺而成，修成窑洞的样式。进入客厅，墙上挂着5张扩印的照片，十分醒目：1994年梁玉明带着大儿子梁新平到福建看望习近平的照 片、2009年习近平赴延安考察时与梁玉明的握手照片和合影照片。村民们如今富裕了，大都住上了新房。在巩振福家南侧，一个外地老板投资90万元（人民 币，下同），在此修建一处农家乐小院以吸引游客。

这个季节，村里十分冷清，在路上零零星星见不 到几个人。据刘金莲的小儿子张向军说，条件好的村民都搬到县城居住了，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只有过年时村里才会热闹一些。张向军也在县城居住，1996年 他19岁时就成为一名司机，如今买了一辆面包车在城乡间载客，每天可收入三四百元。

今年70岁的梁玉明，如今子孙满堂，孩子们都自己打工，被问及为什么不让老友习近平给孩子安排工作时，梁玉明说：“从来不要求领导照顾娃娃，我干嘛给孩子跑官，不要连累人家。”

梁玉明和乡亲们有一个愿望，希望在未来还能见到老友习近平。

正定三年 待人谦和适应能力强

从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区向北驱车17公里，就到 了正定县。正定县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古称常山、真定，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770年的春秋时期，名胜古迹众多，文化积淀深厚，曾与北京、保定并称为“北方 三雄镇”，亦曾富贾一方。后经历民国动荡、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特定历史时期，正定县变成一个落后、贫穷的小县城。

上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推动下，中国官员队伍大兴“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浪潮。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1982年，29岁的习近平离开中央军委办公厅秘书的岗位，到正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次年升任县委书记，直到1985年调离正定。

2012年深秋时节，本报记者抵达正定县，探寻习近平在这座古城里的点滴往事。对“习书记”的印象，如今依然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他衣着简朴、为人低调、思维敏捷、知识广博、踏实能干、思想意识超前……

时任正定县副县长的王幼辉曾于去年撰文回忆他 与习近平的交往：习近平虽是高干子弟，但他做人很低调。他下过乡、吃过苦，在基层劳动锻炼过，和老百姓有接触，有生活体验，他关心弱势群体，能团结人。在 一起工作中，我丝毫没有觉出他有干部子弟的派头。平日里，他总是穿件军装，脚蹬大头鞋，在一般人看来，这位县委副书记好像有点“土”，但透过他朴素的外 表，可以感受到一种内在的神韵和教养，由此让人产生一种敬佩之情。

在正定县城的中心位置，矗立着一座白色大楼， 楼前绿草如茵的广场上，三棵有着800余年历史的大槐树依然枝繁叶茂，这里便是正定县委、县政府办公所在地。广场正南边是一条名为“府前街”的小巷，巷子 里有许多本土小餐馆，售卖钢炉烧饼、猪头肉、饸饹等地道的食物，生意兴隆，每日人流如梭。

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各级官员要“老中青”相结合的要求。为了培养省委领导的第三梯队（后备官员），1983年，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委托正定县委组织部，赴习近平曾经下乡插队的革命老区延安市延川县农村，调查其过往经历。

时任正定县委组织部干事的李书华是被派往延安调查取证的两名工作人员之一。李书华今年62岁，2010年从正定县委史志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10月底，一个艳阳高照的上午，在正定县南城门广场附近，李书华与记者侃侃而谈他对习近平的印象。

“30年前可不是现在的这个楼”，李书华回 忆，当年只是一栋三层的灰色小楼，县委官员平日里大多吃住在办公室。习近平稳重踏实，待人谦和，刚上任很快就与同事成为朋友，他在任期间，县委班子很团 结，“当时习近平住在二楼，我住在三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经常穿着绿军装或者灰色布衣，拿着饭盆和勺子，和大家一起到机关食堂里排队打饭，从不搞特 殊，大家经常蹲在大槐树底下的阴凉里吃饭、聊天。”

“那时食堂的饭菜很简单，早晨稀粥、馒头、小咸菜，中午面条、馒头、大锅菜。中午，我和同事敲着饭盆从三楼下来，他听见后有时也敲着饭盆走出来，和大家一起说笑。”回忆起当年在一起生活的细节，李书华感慨颇深，“那时候条件挺艰苦，习近平的适应能力很强。”

“有时下班晚了，食堂的厨师已经休息，习近平不好意思再打扰厨师，自己就买点饼干，喝点水，或者煮点粥当晚餐。”李书华回忆，那时府前街两侧住着很多县委的官员，下班后，习近平会常到同事家串门，有时还会买点最爱吃的钢炉烧饼和猪头肉。

时任正定县公安局预审科科长的王耀民回忆，有一年冬天，县城里要搞卫生，改善环境，外面很冷到处是冰雪。习近平带头在大街上扫冰，身上的棉袄破了一个洞，露着一大块棉花，十分简朴。

重视人才 为知识分子特批住房

绕道而行至县委大院北侧，有一个幽静的小院落，院落里矗立着几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建成的灰色四层老楼。这里便是县委老家属院。在这个院落里居住的大多为退休多年的老干部。他们多为空巢老人，儿孙们搬走，到条件更好的新式小区居住。

今年70岁的王连泉和老伴儿就住在这里。儿女在县城有多套房产，多次劝说二老搬进新房居住，但固执的老王就是不愿意搬离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套房子是习近平当年特批给他的。

上世纪80年代初，王连泉曾经是县农业局副局长，后调至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做副主席，是正定县的知识分子。那时，王连泉经常下乡讲解农业技术，而习近平在正定县期间曾有一段时间主抓农业工作，因此两人经常一起下乡。

“习近平很重视知识分子”，王连泉回忆，当年他的三个孩子都到了结婚年龄，一家人依然挤在一个小平房里，生活窘迫。而当时房源紧张，人们尚需“指标”分配住房，许多人为了住房托关系、走后门、送红包。习近平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将王连泉叫到办公室，问其生活上有无困难，几番询问下，王连泉才透露实情。

第二日上午，习近平便委托县委办公室工作人员 落实此事，很快就帮老王找到了一处90多平方米的房子。为了打消其他人的质疑，习近平还让工作人员在城建局院内张贴了公告，大致内容是“为什么把房子分给王连泉，有意见大家可以提”，最后无人提出质疑，王连泉便在这套房子里踏实住了下来，迄今已有30年。

走进王连泉家里，记者看到，房间内并无太多装饰，家具依然是30年前的老式家具，老两口将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习近平在正定的时间并不太长，但是干了很多好事。”忆起往事，王连泉说，“我会一直住在这里，因为很有纪念意义。”

贾大山是正定县当代最出名的作家。他197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取经》等，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全国文学界，一度与贾平凹齐名，并称“二贾”。

上世纪80年代，贾大山担任正定县文化局局长。1982年，习近平出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后，拜访的第一个人便是贾大山，之后两人成为关系亲密的好朋友。闲暇时，习近平经常来到贾大山家里做客、聊天，有时畅聊至深夜，并且多年与他保持联系。

1997年，年仅54岁的贾大山因病逝世，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闻讯后十分悲痛，特意派人为昔日的老友献上花圈。

坐在贾大山曾经写作的房间，张书梅与记者聊起往事，情绪有些悲伤。她回忆，习近平经常下班后独自一人过来，与贾大山在这个房间里喝酒、聊天、吃晚饭。“两人特别投缘，谈文学，谈发展，经常聊至深夜。”有时，两人在屋里喝酒聊天时，张书梅便在外面房间包饺子，做些好菜，给这位老友改善生活。

注重调研 下乡实地考察很辛苦

上世纪60年代，“农业学大寨”风靡全国，正定县也不例外，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实行粮棉间作，提高单产，“三角村”、“西里双村”等正定县村庄一时名声大噪，吸引全国各地乃至外宾到此考察。“农业学大寨”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粮食产量得以大幅提升。

时任西里双村党支部书记的戎吉祥回忆 道，1979年，时任广东省省长的习仲勋曾到西里双村考察。当他给习仲勋介绍村里如何利用科学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时，习仲勋频频点头，大为赞赏。站在西里 双村北侧的农田里，习仲勋看到整齐划一、生长茂盛的农田，心情大悦，对戎吉祥说：“西里双村的农业技术值得向全国推广。”他还建议，在西里双村村界限四周 种上花椒树，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栽种花椒树的建议并未得到实现，但老支书提起习仲勋的一番心愿，至今心存感激。

习近平出任正定县委副书记期间，曾主抓农业工作。他还积极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使正定县的农业改革走在全省的前列。王连泉回忆，当时习近平经常工作到深夜才休息，很辛苦，他经常随习近平一起下乡考察，“已成为家常便饭”。

王连泉印象中的习近平，办事特别认真，对自己要求很高，经常下乡实地考察农村发展建设，力抓农业科技，提高土地单产。

父亲习仲勋曾经考察过的西里双村，习近平也曾多次前往。戎吉祥说，习父子二人都非常谦和，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稳重务实。

王连泉依稀记得，那时整个县城里总共只有几辆汽车，县委领导没有专车，因此习近平常骑自行车下乡调研，“他平时里穿着就很普通，下乡时穿着更朴素，这样更能和老乡们有亲近感，更好打交道。”

李书华也回忆说，当时习近平经常在下乡期间开现场会。他脾气温和，讲话切合实际，娓娓道来，总能吸引与会人员专注地听讲。此外，他还非常体恤老百姓，“有一年金秋时节，正值收花生的季节，习近平在县城北边一个沙滩地里开现场会，他披着一个大衣，就上地里捡花生去了，从地上捡起花生就剥着吃。村支书看到后说，我们村里产花生，下午走的时候给您装一袋子。习近平却打趣道，我就爱吃地里捡的花生。村支书听后十分感慨。”

王幼辉回忆，“当时闻名全国的‘农业学大寨’ 典型——正定县三角村一些农民为填饱肚子，曾到外县去买山药干来维持生活。这种情况县委、县政府早有察觉，但对此‘敏感的事情’，谁也不愿主动向上级反映。近平担任县委书记后，实事求是地多次与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一起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在中央派出调查组核实后，终于把正定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000万斤。这件事关系到正定县42万人的利益，由此可见近平工作大胆，有魄力，不唯上，只唯实，深得人心。”







文稿：陆之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