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钊：中美关系60年，从未停止的试探和交流

陶文钊：中美关系60年，从未停止的试探和交流

点击看中美关系60年，从未停止的试探和交流（上集54分钟，下集69分钟）：

http://news.qq.com/a/20090923/001021.htm



60年来，中美关系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以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建交作为标志，这60年恰好是分为两个30年，前30年中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后30年中美两国有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前30年从1949年10月到1978年底，也可以分作两个时期，以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为标志，前一个时期中美两国处于隔绝、对抗，美国提出和实施“一中一台”的政策或者说是“两个中国”政策。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到1978年底，是中美关系艰难的正常化的时期。

后30年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从中美建交到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前，就是80年代，中美两国的关系得到初步的但也是全面的发展。第二个时期是冷战结束以后的时期，主要是90年代，中美关系重新正常化。第三个时期就是本世纪以来。

现在我先开始讲第一个时期当中的第一段。

朝鲜战争，基本确定中美两国对抗格局

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摆在美国面前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不要跟蒋介石政权切断关系。当时，杜鲁门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1948年一直到1950年，关于对中政策的辩论是很激烈的。

为了平息美国国内的政策辩论，在1950年1月5号，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说美国对于台湾和中国的其他任何领土都没有掠夺性的意向，美国现时不准备在台湾或者是中国的任何地方建立军事基地，也不准备干涉中国内政。这个声明可以看作是美国准备从中国的内争当中脱身的最明白的表示。但是这个政策性的宣示并不坚定。

1950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缔结了《中苏互助同盟友好条约》，引发美国方面的反应。杜鲁门政府逐渐从原先的承诺后退，尤其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他说台湾如果落到共产党的手里那就好比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他们可以利用台湾反制从冲绳和菲律宾发起的军事进攻，美国无论如何不能让台湾落到共产党的手里去。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这是朝鲜的一场内战，但是美国马上发表声明表示要干预朝鲜的内战。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要让第七舰队重新开进台湾海峡，“在朝鲜战争当中把台湾海峡中立化，防止大陆对台湾的军事进攻，也防止台湾对大陆的进攻。”他还表示，台湾未来地位的确定要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缔结，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杜鲁门这个声明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美国政府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标志。

从这以后到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政府提出和实施“台湾地位未定论”，实际上是“一中一台”或者是“两个中国”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行干预，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跨过鸭绿江，这样一来，中美两国在未来20年中对抗和隔绝的格局就基本确定。

朝鲜战争后，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遏制政策主要是要遏制“中国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划了两条线，一条线是在海上，离我们非常近，再一条线是陆上，是中国的南部。不能让中国的共产主义向东扩张，也不能让中国的共产主义向东南亚扩张。

当时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人觉得台湾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事情，认为防守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在战略上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强迫蒋介石把这些沿海岛屿放掉，应该专门来防守台湾和澎湖。蒋介石认为马祖离福州这么近，金门离厦门这么近，坚决不放。

1954年，美国跟蒋介石谈判所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谈判一个焦点就是要不要把沿海岛屿包括到共同防御的范围之内。美国坚定的坚持防御范围只是台湾和澎湖，不包括沿海岛屿，最后当然蒋介石也没有办法。

在这期间，美国逼迫蒋介石从大陈岛撤军，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说蒋介石拿在这些岛屿上的国民党军队作为人质，如果大陆去进攻这些岛屿的话，蒋介石就要看美国人是不是见死不救。

毛泽东决定整家法，炮打金门宣示主权

中美双方有默契，避免擦枪走火

台湾在美国国会里有许多朋友，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不太满意，他们觉得美国要帮助防守金门、马祖和沿海岛屿，所以他们提出了“福摩萨决议案”，授权总统在必要的时候防守台湾澎湖以及与密切相关的那些地方。1955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 “福摩萨决议案”，所以当时大陆方面，毛泽东想要试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底线到底是什么。

1958年8月23日炮击金门的背景是美国入侵黎巴嫩，在中东这个地方闹起来了。毛泽东当时决定炮打金门，称是“整家法”，实际上是用炮火来宣告对台湾、澎湖和沿海岛屿的主权，试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底线到底在什么地方，美国会支持蒋介石到什么地步？

我们打炮的时候，大陆方面和美国方面都是非常谨慎。当时在前线指挥的是叶飞，毛泽东说这是“整家法”，最好不要涉及到美国人，但叶飞说炮弹是不长眼睛的，我们只能尽量避免。后来真有美军顾问在炮轰金门中死了，但美国方面也尽量不声张。

当时事实上形成了一条所谓的台湾海峡的中心，从来没有人正式划定、正式提出过，但是双方好像有默契。我们的飞机不飞越这一条线，美国的飞机也不飞越这一条线，以避免在空中擦枪走火。而且国民党要向金门马祖提供后勤给养，美国军舰给国民党的护卫舰护送，我们的炮一打，美国军舰掉头就跑。可以看出，实际上美国是不赞成蒋介石来防守金门、马祖这些岛屿的。当时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也说防守金门、马祖是“愚蠢”的，蒋介石和美国之间的矛盾闹得很厉害。后来杜勒斯访问台湾，蒋介石实际承认武力反攻大陆不可行。

1956年7月，毛泽东3次接见香港著名文化人曹聚仁，他说我们愿意把这些岛屿留在蒋介石的手上，不要交给美国人就可以，但到最后台湾、澎湖、金门、马祖整个都要收回来。周恩来通过张治中向台湾方面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纲”就是台湾一定要回来，“目”是指收回来了后，台湾还是可以交给两蒋来治，大陆不派人去做官、收税，台湾如果有财政需要大陆可以支持，但是有一条，台湾不要派特务来给我捣乱。“一纲四目”理论跟后来小平同志说的“一国两制”非常相像，我觉得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的思想是从这里发展起来的。在1958年的时候毛泽东和周恩来已有了这种思想雏形，但小平同志后来有了很多的发展。

隔绝当中，中美之间保持了沟通的平台

这一时期的美国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联合国里的一些国家继续支持台湾作为中国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马上提出驱逐蒋介石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理所当然享受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代理权，但美国纠结很多国家，继续赞成维持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1961年，肯尼迪政府提出“两国方案”，即联合国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作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台湾蒋介石集团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继续保留，这个办法受到海峡两边的共同批评。台湾方面说不能这样，大陆方面也说，只要是台湾方面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去。后来美国就采用所谓“重要问题”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由三分之二的联合国的成员来投票同意。所以一直拖到了1971年联合国第26届联合国大会，因为60年代大量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独立，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所以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是第三世界国家用轿子把我们抬进去的。

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还实行非常严格的贸易禁运，比美国对苏联、东欧国家实行的贸易禁运还要来得严格。即便如此，中美两国之间还是保持了沟通的平台，1955年在万隆会议时，周恩来总理发表有名的69字声明，表明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跟美国政府坐下来讨论缓和远东局势，尤其是缓和台湾海峡局势的问题。正式地发出信息，中国愿意跟美国谈。

在1954年的时候，我们在日内瓦已有一些领事级的接触，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71年，中美两国举行了136次大使级的会谈。前期主要讨论平民回国的问题，很多中国人在美国留学，他们要回来，但是美国人不放。讨论了一年多终于达成协定，当时回来的人当中包括钱学森。后来中国提出，“台湾问题不解决，别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所以在后来的会谈中没有取得更多具体成果，但保留了一个沟通的管道。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1962年台湾方面利用大陆的困难，放了很多的反攻大陆的言论等等，大陆摸不清美国是否支持。在大使级会谈中，中方代表王炳南就问美国支持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美方代表斩钉截铁说，美国政府不支持。没有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是做不成这个事情的。通过这个渠道，我们得到了美国方面政策意向的信息。

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的威胁，中国调整对美国的政策

朝鲜战争后，中美两国对抗格局已经基本上定下来了。但到60年代，双方的政策都在酝酿着改变。中国改变的重要因素是苏联，中苏关系到1963年进行公开论战，中苏分歧公开化，中苏同盟实际已经破裂，这个情况美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果美国能够跟中国联合起来对付苏联，这对美国显然是有利的。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发生了珍宝岛战役，之后毛泽东吩咐几个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研究中国的战略格局，研究国际形势。老帅们得出来结论是，美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苏联的威胁大于美国的威胁。中国需要适当地调整对美国的政策。

1960年，美国参议员福布赖特组织一个听证会，很多国际问题专家像汉斯•摩根索，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像鲍大可、费正清都在会上批评美国的政策，这时就开始酝酿政策转型。

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美国在越南战争当中越陷越深，非常希望能从中解脱。当时中国是支持越南抗美的主要的力量。美国认为，如果能够跟中国打开关系的话，可以帮助美国从越南解脱出来。

出于所有这些考虑，中美双方都在试探对对方改善关系。

中美乒乓球外交趣闻：毛泽东吃安眠药后下的决定

当然这里头有很多戏剧性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那时中美民间交往非常少，1971年日本名古屋举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中国运动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美国队员科恩有一天到比赛场坐车坐错了，坐上了中国的车子，中国队员庄则栋对科恩非常友善地打招呼，把从国内带来的杭州织锦送给科恩，第二天科恩把一件体恤衫给了庄则栋，后来消息传到中国最高领导人那，毛泽东说庄则栋这个人不但会打球，还会办外交。

美国代表团的团长趁机向中国代表团表达善意，说中国队的水平很高，如果能到中国去访问，跟中国运动员比赛，对提高美国球员的水平一定很有帮助。中国队领队宋中把这个情况发回国内，当时跟美国的关系，每一件事情都是要由最高领导人来决定的，外交部就报给周总理，周总理报给毛主席。毛泽东否决了，不邀请美国队。

那天晚上11点多，毛主席吃了安眠药，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忽然说，王海容(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让美国队访华。毛泽东护士长吴旭君没有动弹，因为毛泽东自己说过，我吃了安眠药后说的话不算数，中央也有规定，毛主席吃了安眠药以后的话不算数。见吴旭君不动弹，毛主席生气了，问，你怎么还不告诉王海容？吴旭君就说，刚才你说的我没有听见。毛主席又重复了一遍，邀请美国队访华。护士长赶紧把这个消息向周总理汇报，连夜让外交部发出邀请，公开宣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教练和队员。有一个美国队员还提了很有意思的问题，问周总理对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怎么看，周总理做了非常得体的回答。然后美国邀请中国队回访，尼克松总统在白宫接见了中国的乒乓球队。这是两国正式关系建立前的预热，产生了很好的作用。后来有人把这叫做“小球推动大球”，乒乓球很小，但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

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

实际上，中方有几个渠道向美方沟通信息。1970年斯诺到中国来访问，毛泽东也跟斯诺说，欢迎尼克松上台，尼克松主张硬来，欺骗性小一点。毛泽东说喜欢保守派，他喜欢右派，斯诺听了感到很吃惊。中方还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通过罗马尼亚主席向美国方面发出信息。美国也通过各种渠道，其中主要的是波兰。美国的使馆在波兰，中国也有使馆在那，向中方表示美国愿意跟中方谈。

中间的过程很复杂，1971年7月基辛格对中国做了一次秘密访问。基辛格本来是到巴基斯坦访问，到了伊斯兰堡后巴基斯坦政府发表公告说基辛格博士突然身体不好，接下去几天的外交活动都取消了，实际上基辛格是悄悄到了北京。基辛格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中国政府毛泽东周恩来最关心的是什么事情，所以一到北京就跟周恩来说，我们不支持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周恩来问他，那台湾独立运动呢？基辛格说，美国不曾也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运动。

这让中方知道了美国的底牌，但要一下子让美国说出更肯定的话来也难。毛泽东说猴子变人也有一个过程，美国能做这样的表态，中方也满意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做出了更多的承诺：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发表类似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实际上结束了1950年6月27号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支持任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

尼克松准备在他的第二任期实现跟中国的关系正常化，但后来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没有干完第二任期就卸任了。尼克松访华结束时，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外交文件，前面的大部分是中国谈中国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主张，美国谈美国对一系列外交问题的主张，分别表述；最后一部分是表示共识。共识里头最重要、最主要的一条就是“美国政府认识到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我把这个访问作为是第一个阶段的第一个时期的结束。

所以，谈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我们还要回到1972年2月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经典的版本。

中美建交是互相妥协，中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8年底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是第一阶段的第二时期，这个时期经历了将近7年的时间，为什么中美关系正常化会要拖这么长的时间呢？美国方面主要是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了。在中国方面，我们还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周恩来还受到批判，邓小平也是几起几落。两国都不可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外交上，到了1977年、1978年邓小平在规划改革开放，对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是他的规划当中的重要一环。

虽然以前中国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交了，但因为美国是西方世界的头儿，这些国家都看美国的眼色行使，中美没有建交，中国跟这些国家的关系也发展不起来。而且我们的现代化需要技术、资金、市场，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显然只有美国可以提供这些东西。

邓小平把意思表达得很清楚，中美关系正常化简单地说就三条，美国要从台湾撤军，要跟台湾废除共同防御条约，要与台湾断交。

1978年6月，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访问的时候，邓小平就很明白地说了，美国政府也同意了中国的三条，但是美国方面又反过来提出三条。第一条是关于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事，卡特政府说废除条约很麻烦，必须得到国会参议院去讨论，但是在国会里台湾有很多朋友，绝不会顺顺利利废除，我们根据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在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国建交的那一天，告诉台湾终止这个条约，一年后失效，这样就可以顺利解决问题，这一点中方表示了理解，也同意这么做。

第二条就是美国提出，中方要发表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声明，这一点在中美大使级会谈里面，谈了十几年，对这一点中方表示了理解，我们同意他这么做。第二条是中方要发表一个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声明，这一点在中美大使级会谈里谈了十几年，美国一直在要求，中国方面一直不做承诺。在谈判的时候，邓小平也不做承诺，对美国的谈判代表、记者、来访的政界人物一再讲，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能不能和平解决，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就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等于先把自己的双手捆起来了，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美国方面没有办法，就说，如果这样的话，中美两国建交的时候，我们要发表一个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中方不要反驳。小平同志说，你们可以发表声明，但是我们也要发表一个声明，用什么方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任何外部不得干涉，但这两个声明是各说各话，不是互相批驳的，不是美国来否认中国的声明或者是中国否认美国的声明。1978年12月16号，华盛顿时间12月15号的晚上9点双方就发表了这个声明，这是当时中美双方《上海公报》发布的同时。

最严重的争议是美国坚持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还要向台湾卖武器。邓小平提出，建交以后，美国与台湾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也废除了，美国就不能再向台湾卖武器，你都跟中国建交了，你还有什么理由向台湾卖武器呢？卡特政府承诺，1979年起不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以前出售的现在要交付，但是不再跟台湾达成新的武器交易，但是1979年满了以后，还可以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这个，中美双方争得很厉害。中美已经都定下来要在华盛顿时间12月15号、北京时间16号上午10点发表建交公报，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邓小平还在和美国谈判人员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还在人民大会堂商谈，双方都非常坚持，如果在这个时候双方都不让，那么中美的建交谈判可以说是可以功亏一篑。

这时，邓小平拍板，说我们现在先建交，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建交以后接着谈，伍德科克表示他会把邓小平的主张向美国政府汇报。所以中美建交是双方妥协的一个结果，美国方面自己做了很多的妥协，中国方面也做了妥协，美国方面没有达到要中方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目标，中方也没有达到要美方放弃对台湾出售武器的目标。双方都做了一些妥协，实际上在我看来，当时中美建交可以说已经实现了中国利益的最大化。

中美建交谈判非常秘密，美国国务院都没有参与

中美建交的谈判是非常秘密地进行的，当时主要的谈判代表就是美国在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与中国政府外交部黄华、韩念龙，最后几天是邓小平亲自出马在人民大会堂跟他们谈，因为北京时间比华盛顿要早13个小时，所以伍德科克就把头一天谈判的报告赶紧整理出来，发到布热津斯基那里，布热津斯基一上班就看到了头一天谈判的情况，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去找中国驻美国联络处的主任柴泽民，柴泽民又把这个问题反馈到国内来，当时知道这个谈判过程的只有很少几个人。美国就卡特总统，布热津斯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个人知道，甚至国务院都没有参与。只是在发表公报前的几个小时，卡特总统告诉了美国主要的盟国，告诉了国会里头的两党领袖，也告诉了台湾。

国会当然很不满意，说你都对外发表公报了，才跟我们打个招呼，这个不是商量，你是把一个既成事实告诉我们。美国当时废除的只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和台湾还有59个各种各样的商务、文化和人员往来的协调，美国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了，这些协定怎么操作呢？所以卡特政府想到成立一个机构，就是“美国在台湾协会”，这个机构不是政府机构，是在华盛顿注册的一个民间机构，国务院跟它签订合同，国务院每年给这个机构拨多少钱，同时你给我做多少事。

在1月份中美建交以后，卡特就向国会提交建立“美国在台湾协会”的法案，这个法案本来是纯粹关于“美国在台协会”的事务性安排，但是一提交到国会里头，国会就吵开了。用中国驻美首任大使柴泽民最近的话说是，“中美建交的消息一宣布，国会里头就炸开了锅”，这个词我觉得是很形象的。当时国会里头很多人，台湾的这些老朋友批评卡特政府，你丢掉了老朋友，你没有对台湾做出安全承诺等。他们想把废除掉了的共同防御的重新写到新的与台湾关系法里头，国会辩论了两个多月，最后在2月份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最要紧的话是这样的：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台湾问题将通过和平的方式予以解决。任何非和平的方式包括抵制和禁运都是对西太平洋安全的威胁，是美国所严重关注的。美国要继续向台湾提供经过选择的防御性武器，总统要向国会来报告台湾海峡地区的事态发展并且与国会磋商应该采取的措施。

但是这个法案，没有说如果在台湾海峡发生了非和平事态的情况，美国总统必须要怎么做，只是说美国说是严重关注的。我跟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和学者谈过这个，其中比如说卜睿哲(Richard Bush)曾经在克林顿时期当过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我问他美国为什么当时要这样表述，他讲了几个理由，第一我们不知道20年、30年、40年以后台湾海峡地区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态，所以我们不能把话说清楚；第二我们不能事先束缚了未来总统的手脚，你必须得怎么做，你不能那么做，说得太死了，未来总统的手脚都被我们捆住了。第三我们在法律上存在着这样的模棱两可，要由政治上的抉择决定。他举了一个例子，1995年李登辉去访问美国的时候，当时美国参议院是97票对1票，众议院是全体通过，要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美国国会的意见是那样，政府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与台湾关系法》的这种所谓故意的或者说战略上的模棱两可一直都是存在着，实际上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的障碍。

中国政府当然对这个事态非常关注，一再表明态度，而且邓小平也对美国方面也表示，我们抗议《与台湾关系法》，后来卡特政府也表示他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框架之内实施《与台湾关系法》。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与台湾关系法虽然规定了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但是到底出售什么武器，什么时候出售武器，出售多少武器，这个仍然是总统权利范围内的事情。1992年10月老布什宣布卖给台湾150架F16战斗机，但台湾实际上是从1980年从里根当选以后就问美国要F16战斗机，总统一直推迟到1992年，推迟了十几年。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让中美关系倒退

美国知道，邓小平先生是一个硬汉子

今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今年1月份我们隆重纪念了两国建交30周年，卡特总统带了一个规格非常高的代表团过来，包括了布热津斯基，基辛格、前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历任美国驻华大使，对外友协举行了盛大宴会纪念中美建交，习近平副主席出席宴会并发表了讲话。

我们这样高调来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实现祖国最后统一、台湾回归这两大目标的过程当中，美国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中美关系好，有利于我们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有利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美关系不好，我们实现这两个目标就会有一些困难和障碍。

第二就是现在的中美关系比较好，大家都比较满意，要是现在中美关系不好，大家都不高兴的话，也就不会去纪念它。

中美建交这30年可以分为三段，差不多每10年为一段。

第一段就是从1979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基础存在，而且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也逐渐发展起来。

一个重要的事情是1979年1月底邓小平访美，本来两国建交的势头还不是很猛，邓小平访美一下就把两国之间刚刚建立的外交关系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大家对刚刚建立的中美关系抱着很大的热情，充满很大的希望。仅在1979年这一年，数十次内阁级别成员的互访，包括1980年两国之间的互访，中美签订了一系列的几十个合作协议。所以，中美关系一建立，就好像长江大河打开了闸门，河水奔腾汹涌，两国关系就有了很大很好的发展势头。

还有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198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民主党候选人是卡特总统，共和党候选人是美国加州的总统里根，里根是非常保守非常亲台的州长，在竞选的时候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他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他要跟台湾重建外交关系。1981年里根当政，他当政以后台湾马上就提出，要求买FX战斗机，可能是F16战斗机，也可能是F5E战斗机，总之是新型战斗机。

当时中国方面做了很坚决的斗争，邓小平利用几次接见外宾的机会，明确坦率地表明，如果美国方面要把先进武器卖给台湾，我们别无选择，中美关系只好倒退，美国方面不要以为我们顾全大局就可以吞下这口苦果，我们吞不下去。美国方面知道，邓小平先生是一个硬汉子。所以从1981年12月开始，中美两国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中方提出美国得明确，过了哪年哪月售台武器就终止，美国方面反复说，这个日子定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措施，从数量上来减少，从质量上来降低，所以双方的谈判非常艰苦。到1982年的8月15日双方总算是达成了协定，公报是8月17日公布的，所以称它为“8.17公报”。公报里头最要紧的一句话就是，美国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美国对台湾武器的转让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不超过建交以后这几年的水平。并且要逐渐有所降低，一直到最后的解决。

美国实际上是做了三个承诺，第一个是不寻求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第二个是武器不超过建交以后这几年的水平，1979年美国没有跟台湾达成新的武器交易，但是1980年、1981年武器的交易额还是比较高的，每年都有5.8亿美元，里根那时候通货膨胀很厉害，5.8亿到了1982年变成了8亿美元。所以，当时设计这个公报的一些美国人觉得按照把8亿元作为基数，美国每年削减售台武器2000万，再加上通货膨胀，美国大概售台武器可以继续40年，他们觉得过了40年台湾问题总该解决了吧，所以加上了这么一条；第三个是要达到最后的解决，中方的表达是，“最后的结束”，但是美国人不愿意用“结束”这个词，就是说“最后的解决”。公报公布以后，小平同志接见驻华大使恒安石时说，“最后的解决”当然就是结束售台武器，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这个公报仍然是双方互相妥协的结果。在谈判过程当中，美国仍然要求中方承诺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就像建交谈判一样，中方还是没有做出承诺；中方要求美方确定一个终止售台武器的期限，美方也没有确定这个期限，但是重申了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美国所做出的这些新的承诺，使在今后的若干年里，起码到80年代，台湾问题不再成为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公报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同时，中美关系大大发展，包括经贸交流、美对中技术转让。美国允许欧洲向中国卖武器，即使里头有他的技术，美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也向中国转让非杀伤性武器；中美两军的交易十分频繁，不仅仅是国防部长、总参谋长，还有参谋层级的交往。80年代，我们看到了美国的设施装备，美国也看了我们的，我甚至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两军在别的方面可以发展，但交流难以回到80年代的黄金时期。

90年代，很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不需要中国

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急剧变化，冷战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大气候”，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紧接着东欧国家一个跟着一个改变政体，罗马尼亚甚至发生了奇奥赛斯库被枪决这样的极端事件，到1991年9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个冷战结束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阀门和1978年底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双方都有共同对付苏联的考量，现在这个战略基础没有了，所以美国要重新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很多人认为随着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不复存在，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苏联搞了70多年的主义都解体了，为什么中国不会？报纸公开发表过一些文章，说中国处在疆土分裂、民主革命和社会动乱的边缘，包括1992年参选的克林顿、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 • 洛德(Winston Lord)都对中国形势做出如此猜测。

总之，当时在很多美国人看来，中国和中美关系对美国并不重要。1994年春天，一个美国学者来我们所里，他就说是现在中国需要美国的资金、市场和技术，因为中国出口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商品最终到了美国市场，美国需要中国什么呢？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尚不及对一个欧洲小国奥地利的出口。只是中国需要美国，需要中美关系；美国不需要中国，不需要中美关系，美国人随时可以走开，这是整个90年代美国人的心理。

90年代是中美关系的动荡时期， 1993年克林顿刚上台就发生了“银河号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说中国开往伊朗的一艘货轮上装有既可以制造化学武器又能制造日用化学品的药品，死盯着中国的“银河号”不放。当时，江泽民主席在接见美国国会议员的时候，对芮孝俭(Stapleton Roy)说，我个人介入了这件事情，我们保证这艘船上没有你们所说的这些药品。芮孝俭回去说既然中国最高领导人都已经表了态，咱们就适可而止吧。但是美国不信中国领导人的保证，只相信他自己的情报，后来在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港口截停了“银河号”，由沙方专家检查，并没有查出药品。

1993年北京申报2000年奥运会受阻的事至今仍记忆犹新。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因为中国人权状况不好，奥运会不能在中国办，而且把这个决议交给了国际奥委会。再一件事就是1994年克林顿提出，中国享受的最惠国待遇要跟中国人权状况挂钩，虽然这个政策没能成功，但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94年克林顿政府提高了美国跟台湾交流的层级，95年李登辉访美，这些给中美关系带来很大的损害。

芮孝俭推动中美关系不成功，是大使的悲剧

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在中国任满，是灰溜溜地离开中国前往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外交官离任的时候都要举行一个Party，以前的朋友和中国方面有交道的人都会来道别，但是芮孝俭的走大家都不知道，其实他是美国历任驻华大使里相当优秀的，生在成都、了解中国文化、会流利的汉语、对中美关系有很多自己的真知灼见。1994年芮孝俭接受《纽约时报》采访，他说回顾中国最近150年的近代史，现在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时期。

但是芮孝俭本人运气不好，正好赶上两国关系较差的时期，他很多意见被国务院拒绝，政治见解被克林顿政府拒绝，想推进中美关系却没有成功，甚至他本人受到国务院调查，这是一个大使的悲剧。政策制定跟大使本人的想法不一样，他没有办法，回天乏力。

大使要是赶上了好时候，就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要是赶上了坏时候，处境是很困难的。这得看当时政府的姿态和政策。

虽然李登辉访问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个打击，但是中美两国之间毕竟还是有很多的共同点，1995年8月1号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到文莱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克里斯托弗把克林顿总统亲笔信转交给江泽民主席，邀请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中国提出，国家主席去访问应该是国事访问，美国觉得国事访问还没有做好准备，国事访问跟工作访问是有区别的，工作访问你来了就来了，我们就谈事儿，谈完了你就走，国事访问那就是有一整套的仪式，美国政府必须要在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要奏中国的国歌，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要跟长安街上一样挂起对方国家的国旗。克林顿心里想，我们恐怕还没有做好这个准备，不敢接待江泽民主席去做国事访问。

虽然江泽民主席没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0月25号两国元首在纽约还是举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正式的会晤，双方谈得非常顺利，气氛非常融洽，克林顿主席再一次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是遏制的政策，而是接触的政策，美国要跟中国打交道，而且表示像李登辉这样的台湾领导人的访问是个人的，是非政治性的，要个案处理。中方要求美国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台湾领导人以政治目的访美。现在美国做了这样的保证，也就可以了。

实际上，李登辉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台湾领导人对美国的访问。江主席和克林顿在纽约的会晤结束了因为李登辉访美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

1996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大陆正式宣布要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导弹演习，在距离高雄30多海里，基隆30多海里的地方放了4枚导弹，引起了美国很大的关注，克林顿政府下令两个航空母舰编队一个从菲律宾、一个从中东出发驶向台湾海峡，到台湾的外海、公海附近观察，第二个航空母舰还没到，我们的导弹演习已经结束了，美国就回去了。

克林顿总统确实感到中美之间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再也不能让中美关系像过去的1993、1994、1995年那样随波逐流，那几年，美国各部门有自己的政策，没有统管整个部门队伍的政策，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1996年5月以后，克林顿政府一再发出信息，美国欢迎一个繁荣的开放的稳定的中国，美国愿意跟中国发展关系。1996年已经是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个任期的最后一年，第二个任期里克林顿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6月克林顿主席访华。

江主席访美是在12年当中中国国家主席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在江主席访问前几天，克林顿总统对媒体发表长篇讲话，系统阐述在后冷战时期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以及在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在反恐反对有组织的国际犯罪这些方面的共同利益。

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很多共识，最重要的是致力于建设中美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两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者之间关系不管是好是坏，一定得是战略关系，一个大国和一些小国的关系谈不到战略关系，但是中美两国的关系就是战略关系，这种说法无可置疑。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对中国做了回访，这次回访从第一天到西安到最后一天从香港离开前后一共是9天，而且克林顿仅仅是到了中国，也没有去日本，也没有去韩国。

这次访问应该说也是很成功的：克林顿在北大做了演讲，而且中国第一次把外国领导人的演讲通过电视媒体向全国公开；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也通过电视媒体向全国报道；克林顿对这次访问也很高兴，6月份在上海图书馆跟上海市民举行座谈的时候，有人问他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时，他说我们的台湾政策坚持以前的信念，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和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这就是所谓的“三不政策”，这并不是美国的新政策，基辛格尼克松访问的时候已经做了类似的承诺，但美国总统在上海公开说出来，份量还是不一样的，对台湾也造成了一些冲击。

但是当时美国社会对于中美关系的共识还是比较脆弱，所以这次访问在共和党里头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弹，共和党说我们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伙伴是日本和韩国，中国如果是战略伙伴，那么日本和韩国算什么？中国不是我们的战略伙伴，是我们的战略竞争者，克林顿到中国来前前后后9天，而没有去访问日本和韩国，这是故意的贬低了我们的战略盟友，我们的同盟国，抬高了中国的地位。

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很可能是中情局有人捣乱

这个时候还发生过一件大事，就是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大使馆进行轰炸，连续炸了78天，美国导弹击中了中国的大使馆，造成人员的伤亡，这确实使中美关系陷入了建交以来从没有过的一个低潮。

在此之前，还有一系列让中国公众非常不满意不高兴的事情，比如所谓的中国窃取美国的高新科技和机密的“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等。

另外一个事情是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主要目的是跟克林顿政府谈判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定，但是克林顿总统还在犹豫，达成了的协定不敢签字。所谓的窃取事件，还有中国入世克林顿不签字，这些事情加起来，中国人心里憋着一口气，现在又炸了我们的使馆，这口气真像火山爆发一样地爆发出来，北京的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到美国大使馆去抗议。这并不是偶然，有两三个月中美关系确实处于低潮。

李登辉觉得中美关系正好处于低潮，这个形势可以利用，所以7月10号在接受德国电视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发表了“两国论”，他讲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两国论”发表以后，美国的国会和白宫的发言人都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克林顿政府也想用一种更好的办法来表达反对两国论的态度，后来派人通过一定的渠道跟江泽民主席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江主席表示中国重视中美关系。李登辉原以为中美低谷关系可以利用，“两国论”其实恰恰为中美之间恢复沟通提供了契机，9月9日江主席和克林顿参加APEC会议的时候，两国领导人都把事先准备的稿子放在一边，中美关系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必须要把因为炸馆引起的中美关系低谷结束，而且要在年内就中国入世谈判达成协议。11月份美国的代表团来到中国，原定两天的谈判延长了一天，一直到第5天中美两国才就中国入世达成了协议。

中美关系经过了一段波折，恢复了，事实上也发展了，这恰恰说明中美关系的破裂是没有必然性的，而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是有必然性的。

当时就很多人质疑，中美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说轰炸中国大使馆、在中美关系中制造麻烦是克林顿政府和奥尔布莱特的既定政策，我觉得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克林顿在他的第二个任期是把政策重点放在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上的，在中美关系改善过程中，克林顿实际上利用了不同的机会进行了五次道歉。然而，如果说克林顿政府里的共和党员、军方、中央情报局不满意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要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要来炸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太大了，因为轰炸事件发生以后，中央情报局有六个人下了岗。

2000年，克林顿政府发生了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件大事，美国通过了与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立法。克林顿政府在八年任期里，对外关系方面最重要的两个立法，一个是第一任期内通过的在老布什时期达成北美资源贸易区，再一个是第二任期内达成的对华永久性政策贸易关系法案。

克林顿政府确实是全体总动员，从总统、内阁部长、部长助理都出来对国会、智库、媒体做工作，阐述这个立法的重要性。这个立法通过了以后，我去美国访问，看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一个办公室门口写着“作战室”（WAR ROOM），各个部门在这儿集中办公，一天24小时有人在这儿值班，就是为了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这个“作战室”在参议院通过的时候是85票赞成，虽然很多参议员在辩论时也提出要附加各种各样的法案，但是85票赞成毕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也说明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改善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说明了当时中美关系已经比90年代早些时候有了更坚实的一个社会的基础。

可能过去30年里，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是中美关系当中最具实质性意义的发展，我想正是美国对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因为中美经贸关系正是建筑在这个更加稳固的基础上，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也为以后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给台湾造武器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本世纪以来中美两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的一个全面发展时期，但是一开始也是有一点点麻烦。

2001年布什政府当政，布什政府当政的时候实现所谓ABC(Anything But Clinton）政策，就是跟克林顿的政策对着干，他把克林顿的很多政策都改了。在对华政策上他也有所改动，主要是对台政策。2001年4月他在当政百日，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如果台湾海峡地区发生了军事冲突，你是不是要去保卫台湾？布什说我会尽其所能协防台湾。

这个话说得很不好，从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还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说过这样的话。以前美国总统被问到这个问题，他会说我会按照《与台湾关系法》来采取措施，这样就可以说得过去了。但是布什觉得《与台湾关系法》的规定太模糊，我现在要很明确，大陆就是不许进攻台湾，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大陆都不许进攻台湾，所以他说只要是发生军事冲突我就要尽其所能协防台湾，这是建交以来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说过的话，另外在4月份他答应了卖给台湾一大笔武器，其中包括8艘柴油动力机的潜艇，4艘基德级驱逐舰，12架反舰飞机，爱国者3导弹和其他一些武器，那么在这些武器当中，柴油动力机潜艇这是美国已经有20多年没有生产了。美国准备向欧洲国家订货，造完以后转手卖给台湾。当然谁也不是傻瓜，给台湾造武器这不是闹着玩的事。原来荷兰卖给台湾一艘军舰，结果中国把荷兰的关系降为代办级好几年，所以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敢做这个事情，这事后来黄掉了。

布什当政时另一个严重事件是4月1日的“撞机事件”，王伟驾驶的战斗机被美国人撞掉了。撞机事件本身是突发事件，并不是说谁事先设想好要把对方撞掉，因为飞机在空中这么高的速度是难以控制的，就是好莱坞大片中的撞车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也不敢，何况撞机？最主要的是中美双方的解释不一样：中国说这个地方临近中国的海域，离中国领土只有103海里，是在专属经济区，按照《联合国海洋公约》，在专属经济区内只能无害通行，美国你这是军用侦察机，不属于无害通行，你跑到我家门口来搞侦查活动，你居心何在？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只承认12海里的邻海，不承认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是公海，公海上我哪儿都能去，你怎么可以在公海上拦截我？这个事情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虽然在“撞机事件”一个多星期以后，双方都客观冷静地解决了，但对当时的中美关系气氛还是有影响的。实际上，之后中美关系开始逐渐恢复，7月4日美国把这艘侦察飞机运回去了，7月5日布什就给江主席打电话表示重视中美关系，要改善两国关系。所以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中美关系已经开始有所缓和，“9.11”当然对中美关系影响还是很大的。“9.11”构成对国家安全的最高威胁，以前美国人把这种恐怖主义、贩毒、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统称为“第一政治的安全威胁”，就是非传统的安全威胁。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了对国家安全的最高威胁，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中国对美国在反对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合作。美国在2000年通过了对中国的永久性的正常贸易立法，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此后，中国每年的对外贸易额以28.5%的速度增长，每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就翻一番，对美国的贸易额基本上也是这样。这是中国入世以前没有一个经济学家预料到的奇迹。

所以，现在中国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主要就是中国入世后这几年积攒起来的，因为我们每年都有三、四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额，再加上每年有几百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这都是中国人30年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资本。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一个资本。

在90年代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要投入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去，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决策是英明的，是完全正确的。中美之间的贸易现在占了美国对外贸易的11%，占了中国对外贸易的14%。依据2007年中美双方的统计，双边贸易都已超过了3000亿美元；依据2008年美国的统计，中美贸易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中国的计算口径有点不太一样，统计结果没有那么多，因为中美的贸易额相当大一部分通过香港转口，大陆和香港的贸易因为是作为两个不同的关系地区，计算时把大陆和香港分开。中美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深。

布什政府的任期之内，胡主席跟布什会晤了20次，通电话和互致书信又有几十次，中美两国的领导人保持了密切的高层交往。两国之间各种各样的合作、交流、对话的渠道和平台，有60多个，其中当然最主要的是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2009年已整合为“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些机制的建立对于中美关系的顺利的发展和长期的稳定都是有非常影响的。

当然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陈水扁比布什早上任一年，晚卸任一年，但是他们两个的任期差不多是平行的，是同一个时期。

陈水扁在后期搞台独分裂活动是搞得越来越不像话，第一次是2002年8月3号，当时我们把台湾的一个“邦交国”瑙鲁争取了过来，陈水扁在给日本的一次海外华人的视讯讲话，在越洋对话当中讲到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一边一国”，实际上是李登辉的“两国论”的翻版，此言一出，美国国务院和白宫的发言人很快表态，美国一个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这事反而给布什政府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2004年陈水扁第一个任期就满了，要举行大选，2003年要为大选造势。台湾经济在他的治理下发展缓慢，60年代超过60%的增长，他任期间增长率3%，民生凋敝，如何刺激选举，争取第二个任期？他就确定要打“统独”牌，所以在2003年9月，在他的民进党20周年党庆的时候就提出提出“台独的时间表”：2004年第一次公投、2006年制订新宪法，2008年5月他卸任时实施新宪法。

对此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抵制，温总理12月访美之前接见华盛顿邮报总编时明确的表示要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也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布什在记者招待会的讲话简短明确，台湾领导人的言行表明他有可能做出决定来单方面改变现状，对此我们反对大陆和台湾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在讲话中，布什说到台湾领导人时用的是“He”，实际上就是指陈水扁，除了明言“陈水扁”三字以外，他把该说的话都说了，除了布什总统，没有任何一个美国领导人会把话这么直白地把话说出来，这话对陈水扁还是有一定的遏制作用。

以后几年胡主席和布什的多次会晤均强调，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不仅破坏了台海地区的和平，而且破坏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维护台海地区和平不但是中国利益的需要，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也相当配合中方的活动，比如2006年反对陈水扁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2007年反对陈水扁提出的“入联公投”。1994年以后，台湾一直要求重新加入联合国，陈水扁说中华民国是1971年被从联合国赶出来的，现在要用台湾的名义而不是中华民国的名义去重新加入联合国。台湾不是一个国家，陈水扁就是想把台独搞到国际上去，而且2008年3月选举的时候要就加入联合国进行公投。从2007年6月陈水扁提出入联公投以后，布什政府的高管从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副国务卿内阁罗蓬特 (John D. Negroponte)，国务卿赖斯一再公开表示反对入联公投，这对3月份的选举和国统还是有影响的。3月份马英九以17.9%的选票战胜了民进党候选人，两个公投以34%的投票率没被通过。

奥巴马当政实现完美过渡，中美关系未受影响

在过去几年当中，中美两国在“一个中国”方面的共识得到了加强，现在美国是奥巴马总统执政，过去老布什总统转到克林顿总统、克林顿总统转到小布什总统的交替时期，中美关系都受到影响，克林顿到小布什有几个月，老布什到克林顿有几年，但这一次，从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到民主党的奥巴马总统，中美关系有一个完美的过渡，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奥巴马总统把中美两国原来的好事情一件一件都往下做，尤其是4月1号胡主席和奥巴马在伦敦20国峰会会晤时，两国领导人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是积极的、合作的、全面的关系。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定位。

另外一个特征，中美两国之间现在仍然存在着分歧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台湾问题上、人权问题上我们有分歧。但现在的分歧跟90年代的分歧完全不一样：90年代初，在克林顿政府和很多美国人看来人权问题几乎就是整个的中美关系。他们看待中国，看待中美关系都要透过人权问题这个透镜，而现在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小部分，两国都不愿意让这个分歧来干扰了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奥巴马总统是很现实的人，他知道现美国在各个方面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所以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月份访问中国、日本和韩国时就表示不会让中美关系的分歧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合作。

第三个特征，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30年来全球性的问题，如金融危机、能源和气候，第一次上升到中美关系的重心。今年上半年以来，所有到中国的美国高官主题几乎都一样，不是谈金融危机就是谈能源和气候，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甚至包括90年代初在中国人权问题上打先锋的国会领袖、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跟发改委举行能源和气候的论坛。她讲的就是使用绿色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强环境保护，然后他说这些事情是跟人权相关联的。

所以，中美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90年代美国人一直都在说，中国对美国的需要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现在美国人不说这个话了。

现在美国人讲我们互有需要，奥巴马的政策是建立一个全球的伙伴关系，在7月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前，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与盖特纳财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讲到很少有什么问题可以由中美两个国家来解决，也很少什么问题可以没有中美两国的合作就解决掉，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解决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必需的。7月份奥巴马总统亲自出席了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且做了一篇演讲，还引用了老子里头的话来讲“我们就是要多走动，多交往，加深相互之间的理解”。

我对于奥巴马总统任内的中美关系还是抱着乐观的态度，对于今后的长远的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也是可以抱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国债背后的中美的共同利益

我们现在还持有将近8000亿美元的美国的国债，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关于中国应该采取的措施，经济学界、金融学界意见有分歧，有人觉得该减持，有人觉得中国可以把外汇储备多元化。我觉得应该是多元化，因为从去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的表现比欧元和日元还好一点，另外我们现在购买国外资源，兼并国外企业，但也是有困难和风险的。

中国的外汇储备多元化，不是说一下子就可以做到，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美国要保证中国美元资产的安全。这一点上恰恰也表明了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美元的贬值就意味着中国美元资产的贬值，美元要贬值5%，中国的美元资产8000亿就贬值了5%。

如果美元贬值，对中美关系会有一些影响，但是盖特纳财长一再向中国保证资产安全：9月底美国结束本财政年度时，预算赤字可能达到GDP的13%，这当然是不正常的，但奥巴马政府希望在这一个四年任期结束时把财政赤字减少到GDP的3%，3%就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我们也希望奥巴马政府刺激经济的方案能够成功，美国能够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因为现在中国跟美国的经济高度地相互依赖，跟日本的经济，跟世界的经济也相互依赖，这些国家经济不好，也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不好，在全球化的时代，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高度地相互依存，各国共同努力尽早走出金融危机是当下的共识。

总之，前30年，中美之间更多地受到政治影响，特别是冷战的大背景下；渐渐地，经济利益的考量开始出现，并与政治利益的考量同步；后30年，中美的利益绑在一起了，包括共同的经济利益。比如您前面的演讲，90年代美国对人权盯得比较紧，21世纪就不只是人权，更多的是经济、能源、生态，其中经济是最主要的。

中美关系的共识从狭隘走到全面，这是一个趋势，就是我们中美关系越来越超越双边的范畴，中美关系里头或者是有的学者说中美关系越来越全球化，这是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和经济在中美关系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全球性的问题是金融危机，能源和气候，现在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