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历史担当
一、中华文化何以绵延不绝?
2004年,美国著名学者、“北京共识” 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乔舒亚•库珀•雷默说:“有关中国社会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观点,就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无可动摇的影响力。这是某种超自然的实例。想想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如何挺过过去150年的,就会承认情况的确如此了。”
是啊,中国人的血脉中有十分深厚、稳定的文化基因,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一代又一代的积累造就的。中华文化的传承有两个路径:一个是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继承和创新;一个是民间老百姓的口耳相传,言传身教。中国的知识分子古代称“士”,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群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终身的追求。国家危难时自觉地把救国重任挑起来,而且认定只要能把中华文化继承发扬起来,中国就一定有前途。抗战时期,毛泽东为中央党校书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岳麓书院里面有一块年代更久远的“实事求是”匾额,而那个地方,正是毛泽东等新民学会的青少年们常常聚会的地方。他们的老师杨昌济、徐特立等,哪一个不是中华文化修养十分深厚的人?中国第一代著名科学家,他们中许多人的国学造诣和琴棋书画都非同一般。钱学森等大学者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来同老百姓一起吃苦创业。陈嘉庚一声号召,就有大批华侨青年担当中缅公路上的司机,出生入死,许多人献出了生命。
中华文化传承的另一个路径是在读书识字不多的老百姓当中。他们在日常为人处世、做事谋生、言谈话语中,都透出中华文化的鲜明特点。有一位在大城市工作的儿子带着刚从农村出来的老父亲住在小旅馆里。老父亲对照镜框里的旅馆守则,对儿子说咱们哪儿哪儿不合这守则啊!儿子笑说:“咳,这个没事,别管它。”老父亲正色道:“这是公家的规矩,既然有这规矩,咱就得遵守。”这样的老百姓是中国最坚实的基础。报上一则消息说某省委书记问一位老农民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那位老农说:“过去种地交粮,我还对国家有点贡献,现在税不交了,还给补贴,心里愧得慌。”有人说现在道德滑坡,那也是部分事实,但在真正普通老百姓心里、血脉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没有丢。孔子说:“礼失求诸野。”到老百姓当中去看看,把凡人小事中的闪光点发扬起来,把一点点小善积成大德,中华美德一定会焕发新的光彩。
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哪一点有别于其他的文明?就是一个“公”字。大而言之,是“天下为公”;小而言之,是“克己奉公”。在中国人看来,家比个人大,家族比家大,国家比一个个家庭大,而掌管这个国家的人必须“天下为公”。历代没有哪个统治者敢公开否定这个观念,这是对被统治者的要求,也是对统治者的要求,这个“天理”是不能违的。
二、中华文化要对世界作出贡献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痛感原来的文化和典章制度挡不住洋枪洋炮,一些人在绝望中对自己的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全盘西化才是唯一的出路。从那时起,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正是在争论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一些先觉的知识分子醒悟了,认为全盘西化行不通,西方也不是一切都好。梁启超在1920年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中说:“国中那些老辈,故步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谈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梁启超对西方的不满有三个方面:一是西方物质文明之流弊;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惨烈和丑恶;三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罪恶。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也非偶然。柳翼谋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中说:“欧战以后,世界思潮,回皇无主,吾国学者,亦因之而靡所折衷,不但不慊于中国旧有之思想制度,亦复不满近世欧、美各国之思想制度。故极端之改革派,往往与俄国之过激主义相近。……是亦时势使然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山沟沟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才取得了后来的伟大胜利。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有中华文化的老根底,既学习外国,又不做外国的奴隶,而是走自己的路,繁荣自己的文化。
今天的西方,已经过了最兴旺的年头,步入下坡路了。经济如此,政治如此,文化也是如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好不好,最终落实在人的精神面貌上。美国文化的伦理基础是个人主义,即一个“私”字。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1993年写了《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他十分担忧地说,美国现在不缺军力,缺的是道义。他写道:“‘贪婪就是好’——80年代后期美国雅皮士的口号——对于美国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来说,是恰如其分的座右铭。”只要看看美国人被迫沉迷其中的炫耀的“汽车文化”;强调感官刺激、崇尚暴力的大众文化;完全把利润放在第一位而罔顾性命的“枪文化”;专门收买权力的“说客文化”等,就可以清楚知道,这些东西是蓬勃向上的呢,还是没落腐朽的呢?是对老百姓有利的呢,还是有害的呢?
当今世界有许多难题,需要吃点“中药”,清热解毒。例如,西方法律越来越繁杂,律师认钱不认人,是不是应该用“德”来统率一下呢?膨胀的“私”欲是不是要让“公”来制约一下呢?在中国的思想宝库中,有许多这样对症的“良药”。西方一些人痛感西方文化中的流弊,也把目光转向东方,转向中国。
2005年,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在我国外交学院演讲,认为如果说中国在世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得到了肯定,那么,对21世纪世界思想的发展,中国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肯定中国的古老文明为世界上和谐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虽然中华文化有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潜力,但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关键是看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一个文化复兴的高潮必然会到来,而且现在已经开始。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历史担当。
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詹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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