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里的长河孤旅：屡次上书 反对三峡建坝

黄万里的长河孤旅：屡次上书 反对三峡建坝

今夏的北京潮湿多雨，清华大学清华园九公寓外的绿荫生得葱郁茂密，宁静的空气衬几声圆润的鸟鸣，愈发清凉。

黄二陶先生从美国飞回到九公寓的家中恰逢端午。他是中国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的次子。自2001年父亲去世后，每年，他和其他三位定居国外的兄弟姐妹都会轮流在家呆上几个月，陪伴和照顾已经年逾九旬的母亲。

不过这次，除了像往年一样会会老友外，他的日程表上多了两项内容：

6月22日，参加父亲黄万里传记的主题读书沙龙；

6月25日，参加中国另一位著名水利专家张光斗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

而黄万里和张光斗，早已被舆论界看作中国水利界泰斗的“对立面”。

较之张光斗在中国学术界的辉煌荣誉和地位，黄万里的一生却多了不少凄凉色彩：从踌躇满志治河利民，到专注执教教书育人；从孤身一人反对三门峡建坝，到坦率谏言被打成“右派”；从多次上书反建三峡未果，到临终遗言不忘献“治江四策”。

“如今相关人士纷纷故去，很多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也许是非功过，皆可交与后人评说。”黄万里的传记作者赵诚如是说。

改学水利，为中国的农民服务

与辛亥革命同年的黄万里，是知名教育家黄炎培众多儿女中的第三个男孩。他最开始的专业并不是水利，而是在父亲的指导下，选择了桥梁工程专业，并在毕业后，顺利谋到一份杭江铁路桥梁工程师的高薪工作。

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100天，死亡数万。当时，黄万里就动过改学水利的念头。

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再次损失无数。黄万里再也平静不下来了。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他便毅然决定放弃工程师的工作，出国改学水利，治理黄河。

黄二陶回忆道，“我父亲从小就听爷爷反复讲一句话：‘必须尊重农民。中国自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他希望我父亲将来好好报效农民，一辈子为他们服务。”

从此黄万里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志。1933年，黄万里参加庚款赴美留学考试并被录取。临行前，黄炎培带他拜见自己的学生——中国水利界重要人物，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

许心武对黄万里说：“这次大水后调查全国水利工程师所长的专业，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个懂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是能设计施工罢了。”黄万里遂决定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

在美国的3年间，黄万里先后修成土木工程硕士学位和工程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主科是水利工程，第一副科便是包括气象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地理学。而他的博士论文因首创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一时轰动校园，为导师所称赞”。

读书期间，他还在田纳西河域诺利斯大坝实习四个月，并自己驾车45000英里，看遍了当时美国的各大水利工程。在美留学期间他“热诚地渴望着寻求知识以解决江河洪流问题”，而结合水文学对江河水沙的领悟，则影响了他一生的治河方略。

舌战群儒，反对三门峡建坝

1937年，学成回国的黄万里拒绝了中国三所知名学府的任教邀请，而是选择投身于水利部门以期直接从事治水利民的事业。民国时期，他先后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技正、四川水利局高级工程师、甘肃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在黄河这条与自己同姓的河流上，黄万里拴住了自己一生的命运。

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流经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挟带大量泥沙在下游冲积成一片约25万平方公里的三角洲平原，却也因泥沙含量大而不断淤积、决口、改道。饱受水灾之苦的中国人民希望治好黄河。一句“圣人出，黄河清”，道出了对根治水患的渴望，也无疑饱含着新政府的一派政治豪情。

1957年6月，基于“黄河清”思路的苏联专家已经设计好三门峡大坝的建设方案。“当时在一半豪情一半无知的情况下，除受淹的陕西省外，对于这个方案，举国上下一片喝彩。”赵诚告诉记者。

当年6月10日－24日，水利部召集了全国70多个水利专家，对三门峡水库建设方案进行专题讨论。会上人士分为三派，即拦洪蓄沙的高坝派，拦洪排沙的低坝派，以及反对建三门峡工程的“反上派”。这“反上派”，只有黄万里一个人。

实际上，早在1955年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就“光荣孤立”过一次。面对众专家对方案的交口称赞，黄万里当面对周恩来总理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而这一次，黄万里再次舌战群儒，坚决反对三门峡大坝。他认为，建坝不仅会将下游的水患移到中游关中平原，而且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违反自然规律，是不现实的，一旦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

七天的争辩无效。黄万里最终退而求其次：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

最后，此建议全体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却坚持按原设计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

顶着“右派”的帽子，依然心系黄河

就在黄万里据理力争、只身奋战的时候，他所执教的清华大学传来消息，让他立刻回去接受另一场辩论——关于《花丛小语》的辩论会。名为辩论，实为批判。黄万里这一回去，就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花丛小语》是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对北京的市政建设进行了批评，也批评了三门峡方案出来后，有些专家明知工程必将失误却不据实直陈，甚至跟着高唱虚幻的“黄河清”。

“那时的批判不单在政治上批你反动，还要说你的业务一钱不值，总之是要批倒批臭。”黄万里当年的同事胡家博回忆。

1958年，清华校党委向黄万里宣布了将他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黄万里却掷地有回答：“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两年后，黄河水域不断传来消息：1960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1962年两岸坍塌，毁农田80万亩；当年3月，水电部开会决定将三门峡水库功能改为滞洪排沙；1963年，水利部开会邀请各家提出三门峡改造意见，却仍未能纠正错误观点。

此时的黄万里正饱受政治压迫和饥饿的折磨。听到消息后，他寝食难安，在1962年和1963年分别写下长诗《念黄河》和《哀黄河》；到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视三门峡水库造成的灾难，不顾个人安危，再次向国家领导人上书，提出改建方案。

而当三门峡败象已露时，黄万里本有一次可以“摘帽”的机会。

黄万里的长子黄观鸿回忆：“1964年，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讲话上对祖父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的很好，我很爱看。’我一听，喜出望外，心想这回父亲的‘帽子’摘定了。”

然而，黄万里却并未如上面期待的那样写一份深刻的检讨呈上，却赋诗赋词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没有什么高深学问，而在1957年三门峡七十人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于是，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直戴到了1980年2月，成为清华大学除钱伟长外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右派”。

屡次上书，陈述为什么反对三峡

如果说三门峡水库的方案研讨，黄万里尚有机会参加论辩，三峡大坝建设方案则从论证到实施，始终没有黄万里的参与。

不过尽管如此，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一传出，黄万里就开始了不遗余力的上书反对建坝的过程。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来看，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阻断航道，壅塞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而且目前测量手段缺乏，不能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长江三峡大坝不可建。

1985年3月，他致书时任总理赵紫阳，提出，“建议勿修三峡坝，代之以云贵川湘鄂赣豫各省的大中型电站。”

1985年10月，他上书邓小平表达敬意，并再次谈到三峡事宜。

1992年三峡案在人大通过后，他又于11月14日上书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诸位政治局常委，详陈长江三峡高坝不可修建。

1993年2月14日和6月14日，他又两次上书中央。在2月14日的信中，他写道：“在此我愿再度郑重地、负责地警告：修建此坝是祸国殃民的，请速决策停工，否则坝成蓄水后定将酿成大祸。”

依然无果后，执拗的黄万里于1994年初上书中纪委、监督部，“举报国务院在长江三峡高坝修建问题上，置本检举人黄万里劝阻的说理于不顾，违背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的规定。”

对此，清华水利系的同事任裕民先生说：“一般人提意见，上面不理睬也就算了，但黄先生却真是超乎常人，坚韧不拔。”另一位老师赖敏儿也说，“他跟我们多次谈过，说他反复申述，是对国家负责，对我们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他把问题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来看。”

“十四大以后，他曾经写信恳求，说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能把为什么不能上三峡讲清楚。但是没有人听。”赵诚说。

晚年的黄万里，没有院士头衔，没有顾问职务，安定清闲，甚至连给博士作论文答辩的事务，也因为他太过实事求是，找他的人越来越少。

赵诚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黄万里的样子：

“那是2000年的夏天，老人家的精神很好，给我讲他的治水思想，讲了两个小时，极有条理。说到后来，他缓缓地对我说：‘我一辈子研究治黄，他们没听我一个字儿。’说着，就掉下了眼泪。”



2013-07-04 来源：侨报网 作者：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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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二陶：我父亲一辈子说真话

“咕咕——咕咕！”回国当夜，三点半，我被清脆的布谷鸟声叫醒。这是我9岁时跟着我父亲从唐山来到清华园后便常听到的声音。

久违了，清华园！我躺在床上，卧室对面是父亲曾日夜工作的书房，96岁的母亲睡得安宁。从清华附小到清华附中，再到清华大学，点滴回忆忽然涌上心头，我知道，清华园便是我的故乡。想到这里，眼角一热，我竟激动地流下泪来。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故乡情，明白了父亲为什么对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爱得深沉。

1957年，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清华大学进行了批判会。虽然离会场有一两里路，但是高音喇叭的声音还是清楚地传到我们家里。我爸爸对其他的批评都觉得没什么，他认为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说的是真理。但是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说他不爱国。

什么是爱国？国，除了土地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人民。他觉得他为了人民去学水利，治黄河，说他不爱国，他非常委屈，不能接受。

我爸爸的性格非常直率开朗，有话一定要说。可以说在1957年之前，他的人生都比较顺利，成绩优异，留学归国，受人器重，在同龄人中，该得到的都得到了，没有栽很大的跟头，所以他的自信心很强。他觉得正确的东西，就应该坚持。也正因如此，他才敢于在全国水利会议上一人站出来反对三门峡建坝。他就是这样一个勇于说真话，而且一辈子说真话的人。

因为说真话，他可能付出不少代价，但他这一生没有私敌，有的只是学术上的论敌。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住在清华新林院5号，那里的客厅也是我爸爸的书房。天天都会有很多水利界的客人来找他，他们就在那里关着门争论，天花板都好像要吵翻了。我开始会害怕：怎么打起来了？不久风平浪静，门打开，熟人留下来吃晚饭，什么事也没有。

不过他因为说真话被打成右派，精神上折磨最深的就是他觉得自己因言获罪连累到孩子上学。我当时考试成绩很好，但是未被录取，就去农场干了一年活，第二年我爸向有关部门力争才得到二次高考的机会。我的妹妹黄肖路不如我幸运，没考上大学。落榜那些天，我爸爸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愁容满面，好像老了十多岁。我父母亲总觉得特别对不起我妹妹。

2001年夏天，在长途电话中他忽然问我：“到8月20号我90岁生日还有多少天？”这时候我知道，他老人家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我马上买飞机票往国内奔。

不久，他立下了遗嘱。这个遗嘱不谈身后家事，也不是写给我们的，而是写给他的两个学生，这是一对夫妇：

万里老朽手启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坊“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

这个遗嘱原件上还有我妈妈补上一句话“可少死几万人”。这是我爸爸当时精疲力竭，让她后添上的，意思是，他的遗嘱，好好照着办，可少死几万人。他心里装的依然是人民。

到8月20号，他千盼万盼的日子到了。他曾跟他的学生说争取参加清华大学水利系为他办的90岁诞辰的庆祝会。

但是，当那一天清晨的曙光照到清华医院病房墙壁上的时候，我已经快睡着了。因为我父亲全身癌细胞扩散，体温非常高，要不断用湿毛巾擦身，这样忙到天亮。忽然我听见我父亲轻轻的叫我，说二陶啊，你赶快去通知系里头，我大概是不能够参加今天的90岁庆祝会了。

他原来是希望能参加，最后在会上交待一些治河的理念。这时离他去世只有七天了，他还仍旧是这样。

最后，清华大学的领导来到病床前看望他。由于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美国使馆的一个文化参赞也到医院去看望。这就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光。

（黄二陶口述，侨报特约记者王睿一整理。黄二陶先生现定居美国洛杉矶。）



稿源：侨报